那些并非广为人知的名字，诠释着普通人何以伟大

在现实中，他正是一段惨痛历史的见证者与记录者。“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7年7月10日，方大曾和母亲、妹妹匆匆告别后，身挎相机从广安门出发，骑着自行车直奔卢沟桥。在卢沟桥前线，他看到了辽阔的白云和永定河岸的原野，看到了打着小旗在街头募捐的童子军，看到了那些身背大刀、目光尖锐的二十九军战士，还看到了那些被侵略者强迫着割平庄田的老百姓们……方大曾是彼时第一位到达现场的新闻记者，他用震撼人心的文字和图片报道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

当时的中国，方大曾并不为人所知晓，人们打仗的打仗，逃难的逃难。彼时，当那个19岁的日本二等兵在卢沟桥莫名失踪后，战争的伏笔已经开始显现了。贫瘠落后的中国就要遇到日军海陆空力量的全面压制，承受全面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面临在一次次溃败中再次屈辱求和。

那是怎样的绝望？悲痛铺天盖地，庆幸的是，希望的曙光从未彻底泯灭，努力抗争的每一个人都是黑暗中最耀眼的光芒——

方大曾，用一次次逆行让人们有幸看到了战士的视死如归与坚强不屈，看到了那些被硝烟掩埋的真相，让那个时代的人相信，这一次我们可以赢，也必须赢；

时任宛平县县长王冷斋拒不投敌，在烽火刀尖上与日军展开了多年的交涉斡旋，凡涉及主权，寸土不让，迫使日军的圈地计划落空；

年仅17岁的李鸿斌以及那1700多个不知姓名的学生，甚至连枪响要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殊死相搏；

四川小伙王建堂决心投笔从戎时，父亲王者诚寄来了一面中间写着“死”字的旗帜，这既是父与子的告别，也是两代人家国情怀的高度浓缩……

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敢做逆行者的方大曾、拒不投敌的王冷斋、书生气还很重的李鸿斌以及以“死”相赠的王氏父子，终究不过是时代大潮中的一点浪花，飞溅又落下，但激荡起的波纹却传递着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呐喊与奋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胆魄。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个人的力量影响不到全局，会觉得这些人的行为都是“蚍蜉撼大树”，其实不然。倘若没有方大曾们的记录与奔走，又怎会有战场实时信息的传播？没有王冷斋们的执意坚守，又怎会有领土的一寸不让？没有李鸿斌、王氏父子们的大无畏奔赴，又怎会有更多人的义无反顾？正因为他们，以及无数和他们一样敢于抗争的人的存在，才支撑起一个“常规性”弱国勇敢地与强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所改变的不仅是自己的命运，也是全球性的格局。

与此相反的是，当翻开那本珍藏于国家博物馆的《雪庵日记》，便会知道那些人选择抗争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而选择苟且不过是轻而易举。“七七事变”之前，日记主人公袁崇霖关心时局、惦念亲友，却在人生失意、经济窘迫之下丧失了立场，投身伪政权，在贪图享乐中成为了自己最讨厌、令众人唾弃的那个人。

一正一反，一个是“舍小我”，一个是“唯自我”，代表的是个人选择，却造就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启示与联想。倘若我们不了解他们、不懂他们的真实故事，就无法感受“抗争”与“苟且”的个人内心活动，无法理解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之间的内在联系，无法明白那些英雄的伟大之处。正是无数个这样的英雄拒绝了苟且，选择了抗争，以“小我”成就“大我”，才换来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崛起与强大。

习主席曾深刻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曾几何时，那么多生命在炮火硝烟中陨落，但他们的精神却不会因之而消散。今天，处处都是传承的痕迹。

回眸七七，纪念七七，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像1945年的《新华日报》在纪念“七七事变”八周年的社论中说的那样，“每一次的‘七七’纪念都增加了我们抗战的信心与勇气，为抗战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基础”。我们年复一年的去诉说那些事、传颂这些故事，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给予自己力量，并不断提醒自己：当时代的灰落在个人头上之时，那可能是一座沉重的山，也可能是催征的号角，激励我们不负时代奋起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