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连载11 | 1931-1937：蒋介石出卖东北的后恶(2)：第二次不抵抗的“抵抗”

　　写之前，又得唠叨一下，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蒋介石其实是不想抵抗的——即便他其时已下野，但是相信连国粉也不难理解，军队仍然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特别是中央军嫡系，因为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朱培德皆是他的心腹，要不然也不会在蒋刚下野不久，南京政府便上下“敦请公回京主事”：

　　1932年1月2日，星期六，中央政治会议紧急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林森主席、行政院孙科院长，敦请公重返南京，共商大计。盖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略愈亟，而国内匪祸益滋蔓难图，外患内忧，交相存至，民心士气，阢陧不安，通国上下，无不翘企公重主大政，以挽危局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3页）——以没有实权的林森和孙科担任政府首脑，恰恰印证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粤系、或曰孙中山“嫡系”向蒋系实力派作出的妥协。

　　提到此《大事长编》，又择取一蒋介石欲不抵抗的证据：

　　1932年1月10日星期日：十日闻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对日絶交，公有感曰：「内无准备，遽尔絶交，此大危事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3-164页）。充分说明了，即使在东三省已经沦陷的前提下，蒋仍不想与日本翻脸。

笔者话外音：话说我觉得蒋公真是个奇葩，老骂别人没准备，可问题是，最没准备的人不就是他自己吗？当政四年，一直忙着内战忙着剿共，日军的刺刀几次都亮出来了，还疯狂叫嚣要攘外必先安内，就这样居然还好意思怪别人？这到底得有多不要脸？

　　回归正文，虽然此处所说的[与日绝交]是指日本此时占领锦州、致热河危如累卵。然由其语气可肯定，蒋介石依然坚持了他的“不抵抗主义”政策，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振奋全国人心的”淞沪抗战”中他的种种怪异表现，因为其时上海早已呈剑拔弩张之势——“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的表现令上海的日本海军极之眼红，早就蠢蠢欲动酝酿制造事变占领上海，而作为其统治的腹地，蒋介石显然在下野前是知悉的。

　　也所以：“一二八抗战”中蒋介石不抵抗不是什么秘密…….慢着！有人又要说了：“大约是2月20日前，中央军第5军与税警团，已经开进上海并与第十九路军联合作战了，怎么能说不抵抗呢”？嘿嘿~这正是吊诡之处，原本清清楚楚的历史，到得今天却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只记得中央军与第十九路军英勇作战的事，却不清楚事实的来龙去脉——这，正是本文的目的。

一、先有不抵抗在前——十九路军将领的回忆

　　在由十九路军将领以及蒋中央军嫡系张治中与其所部、以及当时参与抗击日寇的中国社会人士或团体，如爱国报人史量才组织的战时上海维持会、爱国华侨组织、还有上海邮局邮工以及复旦大学学生义勇军等集体撰写、汇编的《淞沪峰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中，所有人都一无例外的指出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意图与”降日“政策，其中矛头直指蒋介石与何应钦。

　　在展开本文主题之前，有以下3点是需要另外说明的：

1、“一二八淞沪抗战”绝对是一场货真价实的人民战争，没有以上提到的各方各种非军事力量支持，势单力孤又装备差劣的十九路军绝对不可能抵挡得住日寇的精锐兵锋（海陆空），哪怕后来有了中央军的加入也无济于事。

　　2、正是由于“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使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所以在淞沪抗战中才出现了全民抗战的壮怀之盛况！在所有人的回忆中都几乎提到了当时不管老少妇孺，皆踊跃请战的感人经历。同时，在十九路军将领与中央军将领的回忆中，更提到了士兵前所未有的士气如虹和英勇善战，因为，他们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何而战“：

当我登上一只小木船准备过河的时候，突然西面阵地工事里跑来第五二一团的一个连长（忘其姓名），一面得我举手敬礼，一面大声说：“报告旅长，请准许我们一连也过河去打日本鬼子”！我说：“那怎么行？北岸阵地的戒备还是要紧的”。他说：“旅长，我们在南京一再请求要来上海抗日，总算达到了目的，可是来了十多天，却没有机会和日本鬼子好好干上一场，大家都憋不住气！现在有了机会，却不让我们去，全连士兵简直难过得不得了！”

我站在船上望着那位满面红光、意气风发、带着恳求的目光而又显得有些失望表情的青年军官，我感觉到一个军人真正认识到为何而战的真理时，他就会不知道什么叫困难危险了！（《淞沪峰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第89页，《宋希濂回忆录》）

　　读罢这段话，你会有一种神经错乱的感觉，以为这是一支“土八路”的军队，可它却偏偏是国民党中央军第87师第261旅的一个连队！众所周知，国民党一向是“内战如虎，外战如羊”，旧军阀的特质也决定了国军一向多”兵油子”。这支名不见经传的连队绝不会不知道他们要去做的事是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钢铁机器，但是他们居然主动“求死”！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爱国主义的号召！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感召！是忠勇的铁血军魂！

　　谁说国民党士兵不爱国的？？？

伤病官兵在医院中经常说：“过去打内战，死了算了，没有人民来慰问。现在和过去大不同了，慰问的人如潮涌而来，慰问品堆积如山，我们深感对外抗战的光荣，更觉内战的可耻！”伤病号神志稍清，即问医护人员：“前线打胜了吗”？医护人员答以“打胜了”，然后即安然睡去。有重伤的听了最后一声胜利后，即暝目而逝，英勇悲壮，令人热泪滚滚。有的伤员还没有完全治愈，就要求出院返前线作战，有的甚至偷偷奔赴前线……（《淞沪峰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第120页，《上海地方维持会回忆录/马荫良》，时任《申报》馆经理，同时是史量才的秘书）。

　　读罢这段记述，连我这“六亲不认“只讲死理的人也不禁洒下男儿泪，当年的这些国军士兵与后来抗战中钻在日军眼皮底下、不管饷、不管枪、不管粮的共产党军队是一样的，都是最可爱的人啊~可惜如此大好的抗日御侮形势，却被可耻的政治与政客给扼杀，如此感天动地的赤子之心被残酷地捏碎………

(十九路军的军帽主要是这种形状的大圆帽，因此又有“斗笠军”之称)

3、第十九路军是一支主要由广东人组成的粤系军队。众所周知，基于孙中山是广东人以及其所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在广州的关系，早期的国民革命军里粤军是绝对主力，从“援闽入粤”到“驱赶旧桂系”与“驱赶西南军阀”，以及后来的“广州商团叛乱”和两次东征和最后的北伐战争开始，粤军均是其中的代表者，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组成了北伐军的中坚力量。其中粤军的“铁四军”与桂军的“钢七军”是王牌，可谓身经百战且久经考验，是能打仗的队伍又是革命意志坚定的队伍——我说的是，他们是受孙中山”三大政策“指导下的”大革命“熏陶成长的队伍，不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革命队伍——此处仅指粤军，因为粤军的领袖是孙中山，而孙中山不是军阀，所以粤军和新桂系的桂军又有不同。

　　直到第一次北伐成功攻下江浙地区，蒋介石借地理优势开始大肆招揽同乡入伍并扩充、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后，也就是“浙军”（即中央军）。到此粤军作为革命军主力的历史地位才告结束，其后亦与蒋氏“分道扬镳”——在“宁汉分裂”中跟了汪精卫为代表的粤系武汉革命政府。也正因如此，尽管十九路军在后来又追随了蒋介石，但是他们其实是貌合神离的，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正在江西与共产党作战的十九路军全体官兵8万余人便立即停止战斗， 主要将领与部队齐集赣州体育场宣誓“反对内战！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同时发出大无畏的“北上抗日”号召！在此之前的1931年9月7日的“高兴圩血战”中，蔡廷锴所部曾成功挫败了共产党的主力红三、红四军，这一仗也是毛泽东承认的一生“五大败仗”之一，可知名将之名当无虚也~这也是“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打得最困难、伤亡最惨重的一场仗。

　　但不管如何，十九路军的爱国号召迅速得到了全国军民的响应，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蒋介石惟有硬着头皮将他们调到日趋紧张的上海——这么做，显然是一石三鸟：蒋介石自己不愿意抗日，又爱惜自己的军队，所以让已经“没有反共价值”的第十九路军进入上海，即可“借刀杀人”又可以“借花敬佛”。

　　敬谁呢？当然是敬刚刚上台的汪精卫粤系。

　　因为1931年12月5日，东北刚刚全境沦陷没多久，蒋氏国府就在南京制造了惨无人道的“一二五事件”——共产党发动与人民自觉发起的爱国示威活动被血腥镇压，蒋氏军队不得人心，除了上述的“禁卫军”国民革命军第87、88师外，其它军队大多退出京沪地区（主要也不在京沪一带，而是在江西，大约有100万人）。蒋介石此时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所以他就给汪精卫写了一封相当识“大体”的信：“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介石全传》）——明显讨好汪精卫，同时又始终恋栈权力。此信语气看似诚恳，姿态实则“居高临下”——“惟愿诸同志…….勿使….中山党徒”一语道破心机，明摆着还是要做“大哥”。于是， 1932年2月2日： “二日，至于洛阳，与林森主席、汪兆铭院长及各委员共商应付国难办法，并考虑作战计画。旋赴新乡、郑州等地巡视”（《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71页）。

　　以上种种，说明笔者开篇所指出蒋介石仍然操控着政府，完全属实，特别是军事方面的部署。

也所以，阻止十九路军抗日的只能是蒋介石。

【《蔡廷锴一二八淞沪抗战“日记”》】

　　1月24日，早接南京长途电话，谓今午何部长敬之到，着我在家守候。午后一时，接何部长电话，请我到张静江先生公馆谈话。我遵命即往，见何部长与张先生正在厅中淡笑，何旋介绍我与张握手，即开始谈话。何部长愈谈愈近上海纠纷问题，继而直说：“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军撤退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巳忍辱负重，拟令本军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意旨，想兄也同意。”我听了何部长的训示，拟即拒绝，但违抗上级命令，亦非所愿。乃对何部长说：“本军自到沪驻防以来，军风纪尚佳。对于国际租界人士均守文明，在沪中外人士尚无不满意之表示，且驻地均是我国领土，也不接近日寇地区，要撤退，殊无理由。倘政府要撤，请不可限于敌方之要求，最好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他见我如此态度，向我极力慰勉，约谈一小时，辞回公馆。

天气甚佳，因昨日与何部长谈话受于无限刺激，昨晚失眠，故9时始起床。请区师长到来面商撤退事宜，但尚未接获上级命令，不过一种准备。区师长听了我言，皱眉苦脸地说，不作军人了，回去作农夫，免至受辱。我安慰他，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食完午饭，偕他同往蒋（蒋光鼐，不是蒋介石）公馆。谒见蒋总指挥，并将昨日何部长所示撤退问题向他报告。蒋公听了，亦是叹息无语，最后则说一句：“遵照政府命令就是。”我决心北上，亦无其他可想，只候政府命令撤兵。午后，即请三五友好到某处消遣，以散心闷。

　　从以上两则《日记》可以看出，何应钦这个军政部长，以及被称为“蒋介石之老师“的张静江（时为执委）显然代表的就是蒋介石本人的意思，撤退30里，出卖上海，证据确凿！所谓“国力未充，均无准备”指的无非还是继续剿共，因为蒋虽然下野，可是江西的剿共行动并非停止，蒋氏重兵仍在此地，真是名符其实的亲者痛仇者快！由蔡之外甥区寿年的心灰意冷亦可得知，蒋的“不抵抗”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多么的可耻无耻！

　　同时也可以从蔡将军的“我决心北上”看出，他的一片赤诚之心是多么的可敬！（战事结束后，他依然打算反攻，要将日军逐出上海）。

　　万幸，十九路军的3位“好汉”非常清楚蒋氏为人并早就作好了准备：

“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在压迫我们，商店被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军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蔡廷锴（《淞沪峰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第8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之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戴戟（《淞沪峰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第8页）。

“从物质方面讲，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二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蒋光鼐（《淞沪峰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第8页-9页）。

　　这就是淞沪抗战中的三大民族脊梁骨——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安徽旌德人）、第十九路军部总指挥蒋光鼐（广东东莞人）、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广东云浮罗定人）。其中戴戟将军今已很少人提及，但我们不能忘记他的历史贡献，当时他虽未直接指挥一线战场，但是他负责的战区情报工作与协调民众抗日救援等工作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同时，在蒋、蔡的分工方面，蒋光鼐将军主要负责整体战略的制订以及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联系，而蔡廷锴将军则是军队战场行动的实际负责人，可谓真正处于枪林弹雨之中（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两次险些命殉沙场）。

　　可悲的是，英雄的心仍然被无情无耻的政客伤害……..

“十九路军在战争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药器材，国民政府一概不予补给。日军的坦克车、铁甲车、飞机、杀伤力大，我军迫切需要平射炮和高射炮，经向军政部一再呼吁请领，但军政部始终不发一枪一弹。一个多月中间，日军不断有大量海陆空军增援，十九路军函电请援，政府始终置之不理“。军政部甚至丧心病狂地说：”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路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淞沪峰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第14页）

　　守土御敌居然还要受处分？？这还有天理吗？难怪三位大英雄忍无可忍地破口大骂“真所谓极人类历史上的寡廉鲜耻之尤“！

　　但，还有更加让人愤恨的……..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十九路军自1931年10月起，从未领到军饷分文，国民政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未欠发）。截至1932年5月底（其时战争已经结束），军政部欠发十九路军的军饷达8个月、共600余万之巨“。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内、外同胞捐给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760余万之数。但当我军向军政部请领欠饷时，军政部竟然说“捐款应归公有，欠饷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缴”。当时我军官兵因需款急用，只得勉强同意抵充，但仍坚持将余款百余万留作残废官兵抚恤教养之需，到此军政部才不得不同意。（《淞沪峰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第14页）

蒋公不愧是炒股高手啊！竟然懂得利用“对冲”！这已经不是阻挠抗日这么简单，而是彻头彻尾的虐待我忠勇抗日将士以及形同残害我因抗战而受伤的英雄！蒋公的人性已经被狗吃了！这些将士再怎么不听命令，再怎么不顾全你所谓的“大局”，可是他们守卫的也是中国的城市，是中国的老百姓！他们豆大的字都不识一个，但他们毅然扛起枪，奋勇杀敌不怕牺牲为的正如将军们所言： “我为国家争人格”——但求留得一点点中国军人的尊严，不学东北，誓死不做亡国奴！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军人若不先带头抵抗侵略，又怎么能要求民众百姓支持理解？蒋介石深通孔孟、膜拜圣贤王阳明，又自比曾文公正，到底还有没有“礼义廉耻”？“新生活运动”的号召还有没有意义？

丧尽天良！丧尽天良！丧尽天良！

　　难怪在战事即将开始前，国民政府便迫不急待的发表“睦邻令”一厢情愿地高举“中日友好”的大旗。而蒋的心腹、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一边取缔民众反日宣传，一边又假意配合十九路军，分明是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

说到这里，某些专家可能又会搬出1931年1月30日蒋通电全国的《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中的“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一句来反证，然后惊呼：“蒋公是支持抵抗的！”哼哼~敬告某些专家，不要老是想借一叶障目来忽悠小孩子：

“当十九路军发出‘艳电’（即蒋、蔡、戴三将军联名发表的《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后，居正的儿子告诉我，当天（1月29日）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人群集溪口献计，要蒋通告全国军人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国人反对，所以才有了冠冕堂皇的‘卅电’”。（《淞沪峰火——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第87页）。

　　当然，你们还会继续嘴硬地说“两手准备也没错吧”？

可问题是你军政部派来的宪兵团才几千人就要接防十九路军3万余人的整个上海的防区，这里面几个意思，还需要求证吗？

你们老是喜欢代表蒋公，不如让笔者把蒋公请出来，看看人家本人是怎么样表示的：

　　3月25日，闻上海停战会议已筹备，是日下午入京。9时抵达交通部官舍。适陈（陈友仁，汪精卫心腹）部长外出，未晤，即往旅社暂寓。翌晨，陈部长电话约到其官舍面谈，起床即往。他说：“今日上海停战会议，军事方面因我军不能派出军事代表，故昨日与军事当局就商，已派黄莫京前往参加。此事憬然已知，昨日又用电通知你，不知你起程来京，想你亦同意。”我听了他说派黄莫京，我并不反对，但究竟以我军如何名义，如何阶级，不甚明了。他又说：“因十九路军尚无参谋长，故临时定他为参谋长职。开完会之后，仍以他为本军参谋长，好吗?”既然如此，与他辩论亦无谓，早膳后，即回旅社。

　　午后，蒋总司令已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召我到励志社训话。除普通照常训勉数语外，不似从前北伐时得胜归来召见的微笑与欢容，最后更有力地嘱咐一句，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我即辞别而去，坐车返旅社。沿途自思乱想，此次抗战，系出于诚心为国家争自由，为军人争人格，当时我军亦非挑战，何以弄至政府不满?思之无不为国家民族前途悲也。时至今日，多思多虑亦属无谓，俟军事停妥后，决心辞去职责。是晚汪院长请食饭，他对我们亦照其政客大家说话，无时不以其已往的手段，四方八面讨好，本拟不加批评，但我个人对他素来的一举一动，确有不满之处。是晚我在不高兴之中，默然无语，10时即回旅寓。（《蔡廷锴一二八淞沪抗战“日记”》）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名将之身固未死，然其“心”，显然，已殁。

专家们，还有什么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