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连载14 | 第三次不抵抗的“抵抗”（中）：英雄何惧壁有瑕

　　在上篇中我未写什么实质的史料内容，但是与网友的互动中讲到一个论点，即如果蒋介石不围剿抗日同盟军，那么同盟军与华北下一步的抗日形势会如何？下面先来看两位网友的观点：

　　既然都谈到了这个话题，那么我们不妨就来个猜想，当然，历史不能轻易假设，但是我们总是可以根据既有史实用逻辑思维作出一定的估计的吧？我的看法是：

　　显而易见，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来自华北各地的义勇军就属于笔者与上述两位网友所说的类型，包括从伪军中反正过来的土匪刘桂堂（绰号“刘黑七”，流窜华北五省，为祸多年）当时都可能是这样的心态，他既然是亡命之徒，那么就不需要讲什么尊严和道德，虽然1937年全面抗战后他又投靠了日本人，可是在当时来讲，他突然反正无非就两个原因：一是可能良心发现，恰好在矛盾困惑之时听到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于是就“浪子回头”；二就是可能在伪军那里混得不好。但不管如何，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继续做伪军还是反正他总是衡量过个中厉害关系的吧？那么按逻辑推论就顺利成章地可以想象到，当时他对抗日就是比较有信心，有兴趣，对不？

所以说，论当时北方的抗日形势好、还是不好，还需要打个大个问号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可恶可耻可恨之处，他在南方剿共没功夫分神，不能或不愿意分兵北上抗日，这也就罢了。那让同盟军们自己在那里打日本鬼子总可以了吧？十几万人在那，日本人就算全力扫荡怎么也得一年半载吧？除去真心积极抗日救国的外，其它没那么积极的或权宜之计的部队，人家不过就是不想做亡奴求个最基本的生存而已， 这些想法和做法到底哪里惹着犯着了我们的“千古完人”蒋介石？？

　　有些人可能会说，因为蒋介石要统一全中国，所以必须首先要实现军政统一，这貌似有点道理，然后我又有下面不同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他要统一中国，带头抗日恰恰就是最好的办法。

　　正如上述论证，只要蒋介石以中央政府名义支持抗日，哪怕他自己不派兵参加，但北方的武装力量总是要生存的，他们自己本身就要反抗，蒋介石大可以在后方充当指挥或暗中提供一些援助，如此，你说北方的军阀会不听他的指挥吗？统一北方还是遥不可及吗？其次，在南中国里，当时只有粤系与桂系尚不受蒋直接控制，但只要蒋介石表示要抗日，不管以何种形式，桂系和粤系至少公开的声明里就一定会服从南京政府，因为直到1936年，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及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反蒋打出来的口号就是“反蒋抗日”——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与日寇勾结，但由此可以证明，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只要是个人物，以抗日为名振臂一呼，那必然是天下咸服的，所以，你说蒋介石是不是倒行逆施？

　　至于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天就发布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虽然内里有王明错误的“武装保卫苏联”的激进主张，但是其中心思想仍然是号召全国民众团结一致来救亡图存，并且还对东北抗日作出了具体的指示，伟大的抗联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成立的，所以共产党就更不是问题。进一步讲，斯大林也会通过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配合蒋介石，因为抗日对苏联有百利而无一害。事实上，蒋介石“唯一领袖”的地位就是在“西安事变”后才确立的，此前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反蒋风波”就是他“空头领袖”的铁证。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证明，只要蒋愿意祭出抗日大旗，那么他就能实现全国号令统一，别的人物再怎么高调、再怎么想夺权，但他始终是“正统”，谁争得过他？而实行“攘外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只能使四分五裂的中国更加分裂，加之他专擅以权谋诡计与钱权色去驾驭群雄，那么就更没有人服他了。也所以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自以为“天下大定”，然而反对他的人和事仍然不断涌现，他为此而弄得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名符其实累人累已，祸国殃民。

　　那么，蒋何至于愚蠢至斯连有“龙椅”坐都不想坐而非要兄弟阋墙致丧权辱国而遭天下人唾骂呢？精明如蒋会那么无知吗——事实上他非常清楚恶劣后果，就让他自己来说说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情愿千夫所指：

“如果我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名望的话，那事情就好办了——我只要对日宣战就行了。这样一来，全国就会赞扬我，把我捧上天。那末，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为什么我反而被人怀疑为‘不抵抗’呢？我并不怕死，但我不能把国家社稷给断送掉，也不能孤注一掷地拿国家去拼。我必须想到国家的前途，我不能为我的个人名望而牺牲全中国”。（《蒋介石传》，董显光，第149页）

　　说来说去还是“反抗即亡国”的谬论，这么说来，蒋是因为软弱无能或忍辱负重吗？其实，不难看出他完全是在自欺欺人东三省他敢不要，热河他敢不要，察哈尔与河北他都敢不要，连上海的主权他都不要了，那还说什么“不能把国家社稷给断送掉”岂不是自相矛盾？怎么解释得通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

　　无它：请参考本连载的《1912-1929：蒋介石出卖东北的前罪》，好好去翻一翻远至蒋公介石青年时期的人生观与经历就会发现，他宁愿做卖国贼也不愿意做抗日英雄的原因还是笔者一直所持的观点：他爱日本，所以他才先“安内”，因为他要建立一个心目中可以与日本友好相处的”理想国”，显然一个抗日的中国是他不愿意接受的——1974年8月 15日，当时早已躺了差不多三年半病床、靠药物维持着垂危生命的蒋介石竟然命蒋经国将自己的《日记》与部分国家机密档案一古脑打包给了日本的《产经新闻》，亲自命题[中日关系八十周年]连载这些内容，这就是后来长达8卷、含几百万字的、研究蒋介石历史最权威、最重要的一份史料《蒋总统秘录》的由来，为何他要这样做呢？

答：因为日本与台湾断交，选择了共产党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此连载共进行了650天，直到他去世后还继续连载了一年多，因此，说“反共救国”是蒋公遗愿这应该没人有疑义吧？那么与这个“至死不渝的夙愿”一起交待的身后事之份量自不必多言也，蒋介石一生都对日本一片“痴心”，就像一个懦弱的男人爱着一个多次背叛过他的女人一样的愚蠢、可悲、可怜。所以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他就在当晚的《日记》中写下：“内心毫无快乐之感”的语句，所以他要“以德报怨”日本，所以他情愿拖累国军进军东北，也要动用全国80%的陆、海、空运运送400万日军与日侨归国，所以他在败退台湾以后自动派人四处去菲律宾、去韩国帮日本做公关，要求他们尽快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这些秘辛在往后的连载会一 一披露）。

So,这都不是真爱那还能是什么？

　　好吧，开始进入正题。

一、同盟军没有得到苏联支持

　　先澄清这一点史实，是因为有必要奉劝一些特别喜欢歪曲事实和搞针对的专家们，不要妄图污蔑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纯洁”。

我与吉（鸿昌）、石（友三）接洽后，才以俄文“邓世华”的名义去见苏联驻天津总领事（原作者备注：姓名记不清了）……（略），我说：冯鉴于南京蒋、汪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他决心团结义勇军和民众力量，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实行民众武装抗日。冯不仅认为抗日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义务，也认为是全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一个组成部分。冯始终认为苏联是中国人民的、也是他本人的最可靠朋友。自南口之战（第三次直奉战争）至参加北伐，实际上得到了苏联不少的具体帮助（原作者备注：我列举了任江、林享克、乌斯满诺夫等顾问团先后到冯处工作，以及千辛万苦经大戈壁滩接济械弹的事实）。所以在此次秘密准备组织民众抗日武装时，事先命我来告诉您，并征询您同苏联各方面的意见“。

　　这时，总领事马上起立，并庄严地说：“我可以大胆地说，我个人就可以代表我们的人民、党和政府对冯先生表示敬意。您知道我们苏联历史上就是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的，所以对于冯先生组织抗日同盟军是绝对的赞同和支持的”。

　　我便接着问：“那么苏联可不可以象北伐前夕和北伐时那样具体支援呢？冯所缺乏的是武器，以前苏联由库伦经大戈壁运枪弹到阿拉善，那是多么艰难。将来民众抗日同盟掌握了察东，由库伦到多伦，不但路程较近，又不用经大戈壁，比较更为方便”。

　　总领事摇摇头说：“既承冯先生把我当个真心朋友，在准备时期就将此种消息告诉我，我也不客气，以最忠实的朋友资格，据个人的见解来竭诚奉告。除非我们（苏联）的对外政策，有了两面作战的决心，那时才有可能给冯先生以军火援助。因为冯先生对日作战，我们若接济械弹，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口实，助长其北进派的嚣张气焰。您须知道，我们还有西方的法西斯大敌呢？虽然这只是我个人意见，可完全是衷心的话。以免冯先生存有一个不现实的幻想，影响了他的实际军事行动”。

我又说：“可不可以苏联不露面，而以外蒙古政府的名义帮助呢？”

　　他答：“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办法，日本军人也不是傻瓜”。他又顿了顿：“假设冯先生不是在现在这个地区——察哈尔，而是在绥远以西，那样也许可以提出这个问题谈一谈。”

　　总之。他坚决表示，现在苏联不可能在察哈尔帮助军械。（《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之《回忆抗日同盟军筹建初期的几件事》/高兴亚，第66-70页）

　　笔者注：高兴亚，时任冯玉祥机要秘书，曾留学苏联，此时为1933年3月下旬，高受冯玉祥秘令前去平津争取抗日支援，期间曾说服吉鸿昌以及获得了满清名臣、着名爱国人士朱子桥先生的援助。

二、同盟军三杰

　　原则上，抗日同盟军的三巨头应该是冯玉祥与吉鸿昌以及方振武，但是由于冯玉祥的领袖地位以及今人对他的熟悉度的关系，我就不写他了，把他的位置留给另外一个人——此人叫张慕陶，中共党员，原名金印，今陕西旬邑人。是作为中共河北特别支部派遣到同盟军中做工作的代表，也是同盟军中所有共产党员的代表，同时也是冯玉祥的特聘顾问，他为“冯共合作抗日”做了很多幕后工作，值得一提的，他是由周恩来命陈赓到天津指示中共平津支部负责人吴成方派遣的特派代表，按照《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中吴成方撰写的回忆（《抗日同盟军的酝酿与成立》）指出，陈赓当时对吴有4条指示，简述如下：

（一）特殊军事活动

（二）特殊政治活动

（三）保卫组织

（四）情报工作

　　也就是通常的白区工作，当时中共的实际领导人是具有强烈左倾倾向的王明，而陈赓在交待吴成方工作时特别指出“你只要把工作搞起来，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要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页）——正是在这种灵活的指导精神下，才促成了“冯共合作抗日”以及同盟军前期顺利地组织了起来。

　　另外，除了中共的影响外，当时的冯玉祥其实也在寻求抗日，早在1932年他就曾受蒋介石邀请去南京准备参加抗日，但发现被欺骗后，他又跑去上海等地再度为抗日奔走疾呼，然而失败了，此后他就开始谋求跟共产党合作。正是因为双方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共产党才抛弃成见（毕竟冯曾经出卖过中共）重新接受冯玉祥，双方的合作自然也如鱼得水，这也是能打胜仗的重要因素，但是后期随着王明中央派来的柯庆施代替了张慕陶的工作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开始排斥冯玉祥与其它军队，不信任他们，使同盟军的领导层出现了分裂。如果说“王明路线”只是同盟军轰然倒塌的诱因的话，那么在解散之后由仍然坚持抗日的方振武与吉鸿昌组成联军，冒险南下进攻北平，那就完全是“左”的错误路线的产物，此是后话，在此不赘。总而言之，作为特派代表的张慕陶的位置很重要。所以笔者就仿“汉初三杰“来个“同盟军三杰”，依次如下：

　　从左至右：萧何——张幕陶；张良——方振武；韩信——吉鸿昌

　　第二位方振武——辛亥革命老将，攻克南京的功臣之一，还曾当过孙中山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后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参加北伐，在北方纵横驰骋，二次北伐中作为先峰部队与蒋介石嫡系的第一集团军一起入济南并出任济南卫戍司令，因态度坚定而被日军通缉：

　　方振武将军是正宗百战名将，在同盟军中担任前敌总司令，仅次于冯玉祥， 属于有勇有谋的类型。而吉鸿昌自不必说，冯玉祥在考虑人选的时候就首先指出“义勇军（笔者注：指从东北和热河退下来的抗日武装）头绪多端，各不相属，谁指挥谁？恐怕都有问题。因此，要准备以曾在战争中着名的勇将来统一指挥，才易成功。我想到了两个人，一为吉鸿昌，二为石友三。”（《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65页）——冯玉祥之所以选这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作战勇猛，吉鸿昌绰号“吉大胆”，勇冠三军，在收复多伦一役中他亲披矢带头攻城，所以他自然是当之无愧的“韩信”。而冯考虑“石友三”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东北人，皆因义勇军多来自东北，当然最后还是被拒绝了，这只变色龙可不会轻易出头。

　　但是公平地讲，方振武与吉鸿昌作为旧军人，都有各自的认知缺陷以及某些人生污点，如方振武就一直与冯玉祥面合心不合，长期在蒋、冯间呈骑墙状。而吉鸿昌则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背叛了冯玉祥投向蒋介石，然而两人又都同样地走上了“复叛”之路——前者1929年联合石友三密谋反蒋，后者于“九一八事变”后因为强烈要求抗日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并安排“出洋考察”。但所谓瑕不掩玉，在民族大义面前，两位都是敢爱敢恨忠肝义胆的大英雄，看看他们是怎么样走上抗日救亡的峥嵘事业的。

【吉鸿昌参加同盟军经过】

　　同朱子桥（晚清名臣，“抗日救国后援会”的组织者，为大量抗日组织提供过无数援助）接洽后，我便到了天津。首先找到了吉鸿昌，一见面吉鸿昌就哈哈大笑地说道：“兄弟，这个时候你怎么有功夫到天津来了”？我说：“你怎么认为我现在连到天津的功夫都没有呢？”他说：“我知道先生（冯）在准备组织武装抗日，你怎么能来呢？”我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正为这事来的。”接着我便将张家口的情况概述了一下，说到冯要他去率领部队抗战的话，吉高兴地说道：“我是绝对要抗日的，你不说，我大概也知道，先生不找我，我也打算去，承先生这样看得起我，真使我感激涕零，我决心以身报国，万死不辞”（此时的吉鸿昌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这位了不起的猛将马上卖掉天津的房产，毁家纾难地投入滚滚抗日洪流，终于创造了“九十余年未有之恢复之功”——自1838年鸦片战争以降到1933年，刚好整整95年，实现首次恢复失地的辉煌战果，可谓一扫晦气，重现荣光。吉鸿昌不仅勇猛且极为坦荡刚烈，当他1934年被蒋介石逮捕后，因与特务搏斗而受伤被先押往医院疗伤，他妻子来医院看望他，当吉妻暗示要找冯玉祥营救他的时候，他却仅要求妻子只需帮他捎去他的抗日救国之夙愿，希望冯玉祥能帮他完成即可。最后被执行死刑时更让人无比敬佩！

“来人啊！ 给我拿椅子来，我是军人，不是在战场上，我不能死得窝囊！”

　　当搬来椅子后，他又说到：“我要你们朝着我正面开枪，让你们记住，你们杀死的是抗日军人”！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吉鸿昌之气节不输岳飞，遭遇也相似，一片赤诚之心竟然被处以极刑？此种事情怎能不叫人愤慨？？

【方振武参加同盟军经过】

　　第二天，我到介休，在一家旅馆里见到方振武将军，一见面他就冲着我说：“大外孙，你享福了！”我笑笑，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方接着说：“你可知道日本人打到哪里了？你还安安稳稳睡在那里吗？”（笔者注：作者为方振武族亲）

　　原来方振武正在做鲍刚（方振武原来的部队）等人的工作，让他们把队伍拉出来，组织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他让鲍刚找我来，只是想让我拉几个教官跟他一起走。过了几天，当我和几位教官来见方振武时，才知道事情有了变化，原来鲍刚等人不想马上就走（笔者注：此时已被蒋介石分化），只肯提出一个团交给方振武。方振武很生气，说：“一个团也走！”就这样，方振武骑着马带领一个团的兵力从介休北上了。

　　在定县，当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何应钦派了高参涂思宗求见。此人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见了方振武的面，一边握手一边弓着身子说：“方老总，辛苦了！”坐定之后，涂思宗不紧不慢地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双手递给方振武，说：“请方老总过目，这是政府当前形势的意见书”。方振武略加翻了翻，然后说：“如此，就不要再抗日了？东北失地也不要再收复了？”

　　涂思宗说了一番“抗日之事中央自有计划，不可操之过急”之类的空话以后，又把何应钦欲请方振武到北平接任军长职务等口头交代端了出来。

　　方振武越听越气，那本来就红通通的脸这时激怒得活象一个化了装的关公。他霍地站起身来，冲着涂思宗说：“涂高参，请向何主任报告，就说我方振武领情了。但北上抗日的决心我已经下定了，我方振武要拼一腔热血洒在抗日的沙场上！”（《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之《方振武将军旧事录》/李席儒口述，侯鸿绪整理，第90-91页）。

　　5月18日，方振武所部到达宣化府并举行了向张家口进军的誓师大会，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咬破中指，在一块白布上写下八个血字——“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率领全体将士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大好河山！”之后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此情此景不仅让人想起一首回肠荡气的诗句：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一万气吞吴。

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郑成功）

　　多么让人振奋、多么让人神往的情境…….但是你能否想象得到，一个斗志昂扬意志坚定的大英雄，最后竟然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在汉口的一家旅馆里，我见到方振武，他有气无力地拉我坐下，呆呆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我问：“二老爷，你怎么出来的？”他说：“多亏商震放了我”。

　　又没有话了…..我急着问：“那以后呢？”

　　方振武叹一口气说：“我装成伤兵到了天津，立即给徐谦（原作者备注：季龙）挂了个电话，他把我接去了，住了三天。后来徐谦给我买了去香港的船员票。在香港呆了一段时间，这不，现在我又回来了。”

　　我向他介绍了高树勋等人的近况，告诉他：“现在北方队伍没有个头啊，大家都希望二老爷能出面…….。”他立即站起来，背着手转了几圈，然后长吐了一句话：“难啊——。”

　　这时，进来一位打扮得十分入时的妇女，我知道这是早年曾在上海医院里护理过方振武的白小姐，我意识到该告辞了，当我走到门口时，他在我背后说了声：“向兄弟们问个好吧，以后有事找我，可到桂林二友酱油厂。”

我走出旅馆，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位满腔热血投身抗战的将军，竟是如此下场！（《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之《方振武将军旧事录》/李席儒口述，侯鸿绪整理，第93-94页）。

　　以上是方振武与吉鸿昌的抗日反蒋联军被蒋、日联手“歼灭”后，方振武逃亡的经过以及后来的生活，讽刺乎？悲哀乎？原本矢志要以死报国的抗日英雄，最后竟然成了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没出息的家伙，面对旧日袍泽与战友的期盼竟然心如死灰，毫无所动，读来岂不让人黯然神伤？是谁导致成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