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毛主席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的光辉历史

【油画：决策出兵（高泉 作）】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二战后世界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敢于在资本主义列强面前说“不”的一战，是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真正站得住、挺直脊梁的一战，是和平正义之战、是“保家卫国”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维护了公理与正义，维护了东方与世界和平，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世界从中感悟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顶天立地的民族尊严，中国从中展示出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和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的崛起献上了一份厚重的奠基礼。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就没有中国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我们一直享受着抗美援朝胜利的恩泽。随着霸权主义威胁的日益严重，抗美援朝胜利的意义愈来愈变得更加伟大而深远。

一、未雨绸缪——不打无准备之仗

朝鲜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决定了会时常发生吸引世界眼球的事件。70年多前的抗美援朝，比俄乌战争，不知要精彩多少倍！

1950年10月19日晚上，就发生了两件后来在历史上留下一页的大事：一件事是美军占领平壤，另一件事是志愿军渡过了鸭绿江。这一天，对朝鲜来说是首都陷落的日子，笼罩着悲哀；对美国来讲是值得庆祝的日子，白宫喜形于色；对中国来讲是紧张和不安的日子，毛泽东彻夜未眠，等待着志愿军渡江的消息。只是，我们知道美军在平壤大摆晚宴，美国并不知道我军近26万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分三路悄悄渡过鸭绿江。这戏剧性的一幕，使朝鲜战场的形势起了戏剧性的变化。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现在的不少年轻人，是从这脍炙人口的“志愿军战歌”中知道了抗美援朝，总以为志愿军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挺胸昂头跨入朝鲜的。并不知道志愿军是乘着夜色悄然渡江的！当然，隐蔽入朝照样是雄赳赳、气昂昂。因为雄赳赳、气昂昂体现的是志愿军藐视敌人的气概！

从19日开始，志愿军每天黄昏至第二天黎明渡江，白天停止，一连几天，直到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美国人才梦中惊醒，但为时已晚。当头一棒把美帝野心狼打得晕头转向。用现在的话讲，志愿军一上来就掌握了战场的制信息权，美国的先进情报系统、先进的侦察器材失灵了！志愿军出其不意应对朝鲜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来自毛泽东对抗美援朝的充分准备。

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是他的一贯思想，非凡的预见性正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的高明之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毛泽东指出，“对待战争挑衅者，一是不怕，二是敢打；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真理在我们一边，在人民一边，真正大打起来，战争的结局决不会是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一厢情愿。”“这个美帝的手伸得太长了，别个国家的内战，他非要远渡重洋来干涉，硬是想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这是一个潮流，它美国怎么管得过来？”

再说军事准备。毛泽东对朝鲜战局作出了速决和持久的两种估计。军事准备成为重中之重。所有部队停止复员，进入战备训练。7月初，美军地面部队入侵朝鲜后，毛泽东立即洞察到朝鲜战争有扩大和长期性的可能。尽管当时朝鲜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美李伪军节节败退，但要从最坏处着想，做好战局逆转的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提议，7月13日，组建了东北边防军，令位于河南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紧急开赴东北，加上第42军和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等组成东北边防军，之后又将第五十军编入，共5个军3个炮兵师在边境集结。并将部分高炮部队部署在鸭绿江边，以确保志愿军经鸭绿江大桥顺利出兵。同时，毛泽东还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调至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以策应东北边防军。为了对美国入侵朝鲜后的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毛泽东除了和金日成多次会晤外，还通过大使馆及派人了解情况，并组织跟踪研究。

8月，朝鲜战争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美国要扩大战争规模，指示“将敌军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情况告诉朝鲜和苏联政府，并告朝鲜对此应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并提醒金日成应在仁川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守阵地，以抗击敌人登陆，防止敌人截断人民军退路。8月5日接见邓华时说：杜鲁门在朝鲜看样子不会罢手。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 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毛泽东在8月上旬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朝鲜战争有短打、长打、大打、原子弹打等几种可能。”“美国若打原子弹，我们没有，只好让他们打，这是我们不能决定的。但我们不怕。我们还是打手榴弹。”“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这个时机，就是美军越过三八线。这时，从政治上、道义上讲，志愿军师出有名，是名副其实的“保和平”反侵略，在世界上更站得住脚。美国认为中国出兵的最佳时机是美、李军队节节败退的7、8月份，9月份以后就不会出兵了。这是从军事上考虑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选择的时机是对的，不但政治上站得住，获得了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而且军事上还出敌不意，收到了最佳效果，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任何说中国是侵略者的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

“预则立，不预则废”。时隔6年后，毛泽东在与苏共代表团讲起出兵朝鲜时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2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20年后的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与来访的金日成主席谈话时又提到这件事，他说：“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抗美援朝出兵预有准备，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对于出兵援朝，周恩来曾说“毛泽东下这个伟大的决心，是根据科学的预见、实际的分析”。彭德怀也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毛泽东做出兵朝鲜的风险决策，体现了智慧与胆识的统一，能力与魄力的统一，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

对于这一重大决策，抗美援朝开始后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王季范和早年同窗周世钊时曾谈到：“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其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对中国来说，早打比迟打要好。正是经过从战略上权衡利弊，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才很快统一到了毛泽东的决心上；正是毛泽东善于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道理有机结合起来，才把党心、军心、民心凝聚了起来。

毛泽东一生组织观念极强，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从井冈山起到晚年，大小决策都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善于发扬民主，遇到不同意见就反复开会讨论，让人讲话，不搞主观武断，光明正大，从不凌驾于组织之上。抗美援朝作为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决策的两件大事之一，更是如此。20年后，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这是对当年中央关于出兵援朝组织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伟大而艰难的决心、何等而正确的组织准备！当毛主席的伟大决心传达下去时，党的各级组织能不闻风而动，全国人民焉能组织不起来？！彭德怀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经验时曾明确指出：“最重要的则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的决策、坚定的意志和正确的领导。”那些贬毛反毛的人攻击毛主席封建专制时，但拿不出一件毛主席违背组织纪律的事，而他们自己却是搞阴谋诡计的老手，屡屡践踏组织纪律，错了自己不讲，也不让别人讲，“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来证明自己比毛主席还高明，其结果是从反面教育了人民，让人民在对比中认识了毛主席的决策是对的、人品是高尚的！

二、稳当可靠——不打无把握之仗

“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是毛主席为抗美援朝战争提出的战略指导方针，这一方针贯穿于抗美援朝的全过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主席提出这一战略方针就是建立在知己知彼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力与国力的较量、军力与军力的较量。从双方国力看，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还没有统一和医治好战争的创伤。1950年，我国大陆工农业总产值约合229亿多美元，钢产量只有60万吨，而美国工农业总产值已达2800亿美元，是我国的12倍多，钢产量8772万吨，是我国的146倍。从军事装备上看，美军拥有强大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其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和摩托化，每个师装备坦克140多辆，各种炮1500多门，汽车3800多辆。而我一个军只装备各种炮36门、汽车100辆。敌人攻占平壤后，气势汹汹，占着天时地利。我军参战虽有准备，但已失去了最佳时机。毛泽东认为志愿军参战后战争形势有三种可能：一、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二、至少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撤至三八线以南，通过停战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三、志愿军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打成僵局，甚至可能被打败，并且美国公开和中国宣战，至少以其优势的空军和海军破坏中国刚刚开始恢复的经济建设。可见，出兵朝鲜有极大的风险，要作出实事求是的风险评估。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是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但要分胜负，取决于战争的指导者能否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最大发挥自己的战斗力。毛泽东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毛泽东把战胜美帝国主义建立在可行、可靠的基础上。“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毛主席这些言简意赅的话是对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好阐释。

从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进入朝鲜，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订，抗美援朝战争共两年零九个月。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八个月为战略反攻，以运动战为主，打了5次战役，将敌人赶回“三八线”；后两年零一个月为防御作战，以阵地战为主，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局部进攻，打破了敌人的绞杀战和细菌战，并依托阵地多次发动战役、战术进攻，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最终迫使敌人在和谈协议上签了字。第一个阶段，敌人大举进攻，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志愿军战略反攻，曾经反攻到“三七线”。以攻对攻，连续作战，攻中有守，攻守转换频繁，战局急剧变化。第二个阶段，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志愿军由战略反攻转入战略防御，以防御对防御，谈谈打打，守中有攻，守攻变化快，敌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也得不到。

入朝那天晚上，细雨蒙蒙，夜色深沉，部队已在鸭绿江边集合待命，彭德怀环顾四周，突然一声：“出发！”即登上吉普车，冲过了鸭绿江大桥。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不顾个人安危，总是靠前指挥，部队打到哪里，指挥所就设到哪里。战士坐浮冰过江，他也坐浮冰过江。遵照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和指示精神，他大智大勇，8个半月指挥部队打了5次战役，歼敌23万余人，将敌人赶回三八线，粉碎了美国占领全朝鲜的阴谋。1952年，彭德怀回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继续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入朝后，乘夜色，沿着崎岖的山路行进，前面看不见队伍的头，后面看不见队伍的尾。没人知晓在这长长的队伍中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毛泽东的儿子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走在队伍中！

毛岸英，时年28岁，曾在苏联参加过卫国战争，1946年回国后在延安当过农民，建国后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委副书记。他有无数条理由不用去朝鲜战场，可他偏偏选择了血与火。当他得知要派志愿军出国的消息后，跟彭德怀提出了要求。彭德怀不敢答应，要等毛泽东表态。毛泽东支持儿子的选择，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就这样，毛岸英成为彭德怀被任命为司令员后的第一个志愿军。

毛岸英到朝鲜仅一个月就在美机轰炸中壮烈牺牲了。协助毛泽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周恩来同志怕对毛泽东打击太大，过了一个多月后才向主席报告。毛泽东听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平静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为了反对侵略、为了世界和平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牺牲了许多优秀的战士，岸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党的主席的儿子，但他首先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战士。”“就让他和牺牲的志愿军同志在一起吧。”毛岸英永远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令美国大吃一惊，打乱了其侵朝的战略步骤。白宫连续召开会议，对中国参战后的朝鲜局势做出评估。帝国主义者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认为，中国是象征性出兵，“最多不过六七万人”，这一只是中国出兵的零头的判断，得出了“不是不可侮的力量”的结论，导致白宫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

11月9日白宫决定，同意麦克阿瑟的建议，仍按原计划发动一次攻势，占领全朝鲜。并实行空中战役，炸毁鸭绿江上所有桥梁，阻止中国后续部队入朝。麦克阿瑟率联合国军22万人，分东西两线又一次发动了总攻势，妄想在12月25日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毛泽东针对敌战略判断上的错误，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敌人恃强自傲心理，将敌诱至我第一次战役所熟悉的战场，尔后实施出敌不意的攻击，歼敌7—8个团，将战线推至平壤—元山一线，使志愿军站稳脚跟。为达到目的，毛泽东命令9兵团的20、26、27，3个军秘密入朝，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38军占领三所里、龙源里就关上了战役的大门。彭德怀有意识地把这一重任交给了38军。38军是四野的主力，解放战争中战如猛虎，很能打仗。第一次战役时毛泽东两次致电彭德怀，要他注意使用38军，切断清川江“联合国军”的联系。彭德怀把穿插任务交给38军后，该军由于行动迟缓和途中恋战，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贻误了战机。彭德怀拍着桌子批评了军长、政委。这次穿插任务无疑是一次考验。

27日晚，38军113师指战员，不顾两天两夜连续作战的疲劳，在师长、政委的带领下，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向三所里疾奔。当走到离三所里30里时，天已放亮。美机盘旋侦察，因已进入敌人的心腹地带，部队干脆去掉伪装行军，美机误认为是撤下来的南朝鲜军队，还通知三所里的“治安队”为“国军”准备了饭菜。前卫团一夜走了145里，28日8时到达三所里，占领了有利地形。5分钟后敌人的先遣队乘车来到，当即被全歼。两条腿赛过了汽车轮子。此后的50多个小时里，113师像钢钉一样先是钉在三所里，后钉在龙源里。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实行波浪式、集团式冲锋，一天多达40多次。南突北援之敌相距不足1公里，却始终无法会合。由于38军切断了美第9军的退路，给我军大量歼敌创造了机会。在十几公里长的战线上，敌人丢弃了上千辆汽车、炮车、坦克。12月1日，彭德怀在给38军的嘉奖电上，亲笔写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从此，38军就有了“万岁军”的美名。

就在38军穿插的晚上，我东线9兵团第20军、27军向美军发起突然反击，仅一夜，即将美陆战第1师和美第7师1个多团共约3万人，分割包围于长津湖东、西、南三个孤立的点上。30日晚，27军5个团，对被围于新兴里的美第7师第31加强团发动猛烈攻击。战至12月2日，将该敌3191人全歼。创造了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的美军1个加强团的成功范例。

9兵团神兵天降，惊动了白宫。参谋长联席会议异常紧张。敌人怎么也想不通，从11月上旬实施“空中战役”，出动了1000架飞机，整天轮番对鸭绿江大桥及中朝边境的所有通路狂轰滥炸，并利用现代化的侦察手段24小时监控，15万大军竟在眼皮底下，完成战役集结，自己却毫无觉察，成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怎能不紧张！毛泽东称其“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11月底的朝鲜长津湖地区，白雪皑皑，奇冷无比。装备鸭绒被、睡袋、大衣的美军冻得瑟瑟发抖，严寒难忍。可这时入朝作战的志愿军9兵团指战员，由于时间紧、出动急，再加上美军的空中封锁，连寒区的冬装都没有换全，有的甚至穿着单胶鞋，戴着单军帽。官兵粮弹缺乏，忍饥受冻，一两天只能吃上一顿结冰的高粱米，官兵体质严重下降，冻伤减员严重，26军有的师团高达50％以上。严寒的天气极大地制约了作战行动，部队配备的迫击炮70%无法使用，枪栓冻得无法击发，通信联络也极不通畅，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发扬人民军队英勇顽强，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同美军浴血奋战。

一个人要有志气，一支军队要有士气。以弱胜强靠的是昂扬的士气。彭德怀、毛岸英的英雄豪气是志愿军士气的缩影。美国出兵朝鲜在国内引起的是反战潮，中国出兵朝鲜出现的是参军热、支前热。的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心声。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侵略。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中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中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如果朝鲜人民失败了，中国也没有好日子过。因此，抗美援朝得到了全国上下的热烈响应，迅即凝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战争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精神力量是思想道德、战斗意志、作风纪律、战术技术的综合反映。志愿军政治工作激发出来的革命加拼命精神，是降伏任何凶恶敌人的法宝。

1951年元旦，敌人在志愿军的连续突击下，汉城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联合国军争相南逃，李奇微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韩国战争史》中也说，“联合国军士兵扔掉所有重炮、机关枪等支援火器，爬上卡车向南急驰，车上挤的连个小孩也不能再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把那可怕的敌人甩掉’，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蔓延开了。”

三、打谈谈打——胜负分晓板门店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不流血的战争”，这一精辟的论断，在抗美援朝战争停战谈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这是交战双方进行战略调整的结果。毛泽东在直接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的同时，也直接领导和指挥了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停战谈判非常特殊，既不是战胜国强迫战败国接受投降条件的谈判，也不是战胜国之间瓜分战果大打出手后的谈判，而是一个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称霸世界，遭到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反抗之后，不得不罢手的谈判。

对志愿军来说，和谈，符合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立场，“和谈中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是限期撤出朝鲜境内一切外国军队；其次是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态”；“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有理的；以三八线为界是有节的；争取提早结束战争，与朝、中两国人民是有利的”。

对美国来说，一方面打不赢，一方面不认输。要保住在西方世界的“面子”，就要靠现代化的优势装备，搞政治讹诈，阻碍朝鲜问题的公平合理解决。

由于敌人对“和谈”缺乏诚意，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使朝鲜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形成了两年之久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斗争局面。谈判的天平取决于战场的砝码。一次小小的战斗，甚至一个士兵都体会到了“政治仗”的味道。

毛泽东深知敌人虽然在战争中遇到了严重困难，被迫求和，但决不会改变其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预见到谈判期间，敌人可能会玩弄种种阴谋伎俩，可能乘机对我实施突然袭击，我军惟有经过坚决、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持久作战的准备，才能取得胜利。能打方能言和。敌人谈判桌上得不到，战场就要打；战场上得不到，才回到谈判桌上谈。

7月2日，毛泽东要求志愿军“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志愿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7月9日又在电报中指出，“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谈判未开战略策略已定。

抗美援朝得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谈，符合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立场和世界人民的心愿。毛泽东高度重视朝鲜停战谈判，对谈判的战略、策略、方案及代表团的人员组成都亲自确定。斯大林得知后全部同意并明确表示：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

毛泽东亲自点将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以及精通外交、擅长谈判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组成谈判代表团。李克农、乔冠华等一行即将离国赴朝鲜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召集代表团团员开会，提出了谈判的策略，“当美国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我们应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谈判时，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以利于朝鲜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但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可以做一些妥协或者让步，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应掌握这样的原则：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

毛泽东高度重视通过和谈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以战略家、哲学家的高超艺术驾驭和领导了谈判的全过程，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为首席代表，李克农主持，周恩来主抓。和谈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志愿军粉碎了敌人妄图通过谈谈打打实现不合理解决朝鲜问题的阴谋，达到了预期目的。

毛泽东亲自拟定了停战谈判方案：1，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自后撤10英里，建立非军事区；3，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4，停止军事行动后的3个月内分批交换全部战俘；5，所有外国军队3个月内全部分批撤离朝鲜；6，南北朝鲜难民应在4个月内返回原来的居住区。

美国的侵朝战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战争拖得越长，对美国越不利，但它又不甘心失败。由于敌人对“和谈”缺乏诚意，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使朝鲜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形成了两年多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斗争局面。美国对谈判表示得既狂妄又虚弱，出尔反尔，能拖就拖，基本特点是“打时想谈，谈时想打”。周恩来称之为“美国的慌乱与徘徊”。他们一心想把持谈判，想让中国方面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达成停战协议，以取得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美方在谈判过程中总是百般刁难，致使谈判一波三折，迟迟不能取得结果。

在谈判之初的一个月中，毛泽东发给李克农等电报达40多封，大到谈判原则、议程的修改，小到一个发言稿、场地的安全以及禁止车辆挂白旗等，都从国格和政治的角度明确指示或一一提醒。

停战谈判恢复后，按照毛泽东的策略，中朝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战术，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自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

11月27日，历时4个多月，经过了18次正式会谈，37次专门委员会会谈，14次参谋会谈，双方终于就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临时协议。

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协议后，美国不想执行，就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做文章，违背国际惯例，节外生枝，以“自愿遣返”为借口，“强迫扣留战俘”，拖延停战协议的签订，以便在战场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1952年5月5日，印度的潘迪特夫人来华就朝鲜停战问题进行斡旋。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坦诚地就战俘问题对她阐述了中国的立场，说：“停战谈判所谈的，主要是四个问题，现在除一个问题外，都已基本上取得协议。而美国政府还在这个仅剩的问题上无理地拖延谈判。” “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战俘问题。本来按照美国政府所曾签字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战争一旦停止，双方即应无条件地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因此，这本来是很简单，而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美国政府却无理由地以此拖延会议”。“我们不想压倒对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公平与合理。”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从政治的高度阐述了中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立场，并揭穿了敌人利用遣俘破坏中朝团结的阴谋。斯大林回电，充分肯定毛泽东关于谈判中的立场和战略策略。

1952年，敌又在战俘问题上进行讹诈，我为配合这一谈判斗争，于1952年秋胜利地进行了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并取得了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

9月28日，美方代表提出了所谓“自愿遣俘”的三择其一方案。10月8日，朝中方提出了战俘全部遣返新方案，美方拒绝讨论协商，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朝鲜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10日致电李克农，指出，应揭露敌人蛮不讲理，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决不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同时方法步骤又可以协商。

为打破敌人的战俘讹诈，配合谈判斗争，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了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处境愈加被动。美方为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制定了“摊牌”行动，其目的是通过夺取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配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大选中连任，并迫使中国接受其在战俘问题上提出的无理要求。10月8日，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批准“摊牌”行动计划的同一天，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退出会场时，他边走边喊：“让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这是美国第二次中断谈判和口出狂言。

能打方能言和。敌人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得不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了。我军以“零敲牛皮糖”的作战行动，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打击消耗敌人。敌在我军事打击下，又不得不恢复谈判，作出让步。美军企图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大规模登陆，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应肯定敌人登陆，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江间登陆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志愿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迫使敌人的登陆企图“胎死腹中”。从1953年1-4月，中朝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次，歼敌5万余人。

1953年夏季，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休整和补充，兵强马壮、粮弹充足、士气旺盛、阵地巩固，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4月23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具体方案。25日，美国在无可奈何中同意恢复谈判。而这时的李承晚集团竟破坏停战协议的签订。5月7日，李承晚在记者招待会，叫嚣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必要时单独作战”。6月17日李承晚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俘虏，遭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

为了惩罚李承晚当局，加深敌人内部矛盾，给敌军以更大压力，促使停战的最终实现和保证停战后朝鲜局势的稳定，6月21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7月8日，毛泽东电令谈判代表团：谈判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出修整军事分界线的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方面的情况再定；尽量取得对方对于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作出肯定回答；停战协定的签字日期，推迟到7月20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预定的作战计划，志愿军于7月13日发起了夏季反击战的第三阶段战役“金城反击战”，重点打击李承晚军队。给予敌人以严厉打击，密切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有力地促成了停战的实现。

5月13日到7月27日，中朝军队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进攻，打击敌军目标104个，歼敌11万余人，扩大阵地面积240平方公里。谈判的天平取决于战场的砝码。一次小小的战斗，甚至一个士兵都体会到了“政治仗”的味道。毛泽东牢牢掌握着军事与和谈两个战场的主导权，因此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积极谋求外交上的进展。美国不得不低下头并制止李承晚集团的胡作非为。

1953年7月27日，历时两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有了结果， 上午10时整，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在9本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分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正式签字。与1951年11月27日相比，志愿军阵地净向南扩展了332、6平方公里，美国拖延签订停战协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敌人已丢尽了“面子”，“光荣的停战”已无“光荣”可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战争，拼的是血肉之躯，打的是价值观。当邱少云趴在被燃烧弹打着的草丛中宁死不动时，当黄继光扑向喷吐火蛇的敌方枪眼时，当毛泽东语气平缓地对彭德怀说，岸英只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把他和其他牺牲的志愿军同志一样，葬在朝鲜的土地上时，这场战争的胜负就已经注定不可改变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与解放战争的胜利一样，是为人民服务价值观的胜利！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对中国来说，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我在签字时心想，先例即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可见，志愿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敌人对我已奈何不得；对美国来说，标志着侵略朝鲜战争的失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签字后曾感慨地说：“这协定暂时停止了（我虔诚希望它永远终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我四十年来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我获得了一次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这是美国失败情绪的真实表露。多么无可奈何的自供状！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签字后，发表讲话说：“朝鲜停战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四、扭转乾坤——认识中国的分水岭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1949年是分水岭。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战乱的中国、任人宰割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和平的中国、站立起来的中国。“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毛泽东使中国70多年免遭战祸。扭转乾坤之举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当代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性分水岭！

朝鲜战争，美国先后投入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参战， 使用除原子弹以外所有的新式武器和军事手段，战费开支83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并把整个国家经济推向战争轨道。中国战费开支25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560多万吨。美国政坛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称：朝鲜战争是一场苦涩的战争，主要是因为一个超级大国，又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死伤了那么多人，损耗了巨额物资，花费了巨额战费，竟然战胜不了一个弱国，丢尽了颜面。第三任侵朝主帅克拉克上将悲哀地说：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告诫西方世界：军事上的禁律之一是，不要同中国交战，谁若想入侵中国，就要大倒其霉。

朝鲜战争是一场苦涩的战争，主要是因为一个超级大国，又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死伤了那么多人，损耗了巨额物资，花费了巨额战费，竟然战胜不了一个弱国，丢尽了颜面。战争出乎意外的惨败，还迫使美国三易主帅。但帝国主义的将领们，始终也不明白志愿军靠什么取得了胜利。敌我武器装备相差悬殊，敌人伤亡却是我的两倍，“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我军能攻能守，能谈能打，能战能和，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敌人对我已奈何不得。我军能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个领导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战争离不开党的领导。

上甘岭战役时，敌对我坚守坑道的部队封锁、轰炸、爆破、熏烧或向坑道内投掷毒气弹等毒辣手段进行围攻，再加上坑道内缺粮、缺弹、缺水，空气混浊，氧气不足，条件极其困难艰苦，有的一个坑道内是19个单位的人员，并且多数是伤员，有的是重伤员，他们组成临时党支部，靠支部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使我军的阵地成了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这铜墙铁壁不正是上至党中央、毛泽东，下至每一个支部、党员共同铸起的吗？兵民是胜利之本，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这个之本！

呻吟和呐喊都不足以消除暴力，正义的人们只有行动起来，用战争反对战争，才能维护正义，重塑和平。抗美援朝是国家意志，也是人民意愿。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志愿军出国作战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以珍视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为前提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有36万多名优秀儿女的鲜血洒在了朝鲜的土地上，其中11万余名烈士长眠在异国他乡。

麦克阿瑟曾说，战争以人类最大的期待和灵感为基调。可他的失败正是由于背叛了人类最大的期待，因而也丧失了人类最大的灵感。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和平而战”，把“消灭战争”当作最大的期待，把“决不向任何邪恶势力屈服”当作最大的灵感，因而能够用“三八枪”打过“三八线”，用手榴弹打退榴弹炮，用两条腿撵上汽车轮子……

“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是取得抗美援朝胜利的根本保证，以1952年为例：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27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其中，粮食产量为15440万吨，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的179%；钢铁产量为135万吨，超过46.2%；棉花产量为130万吨，超过53.6%。一方面抗美援朝，一方面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边打、边稳、边建，这奇迹的背后不正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吗？党的领导加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不正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核心吗？

美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全胜者，军事战略从来都以全面胜利为终极目标。但朝鲜战争中，在我军的强力打击下，美国总统杜鲁门迫于国内形势的压力和主要盟国的忧心抱怨， 开始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尽可能稳定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寻求停火。无独有偶，在上世纪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中，中国政府警告美国不许越过北纬17度线。约翰逊政府未敢越雷池一步，美国接受了朝鲜战争因求全胜反而得不偿失的教训，提出了“有限战争”的新概念，即只要不涉及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就不要去追求全胜，其对外扩张的全球军事战略，也具有了有限性的特征，直到今天的拜登仍在延续着这一战略。

时至今日，在朝美核危机中，美国非常看重中国的作用也与抗美援朝的胜利有关。抗美援朝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胆略和智慧，粉碎了美国在中国头上插一刀的企图。面对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南海东海错综复杂，抗美援朝的意义就更加深远。抗美援朝精神有共产党人取之不竭的营养。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弘扬和光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凯歌，而且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美国自建国以来，发动200多场战争，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发动了数十场造成重大人道主义灾难的战争，它想通过战争实现对全世界财富的掠夺和收割。现在，美国在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同时，图谋在朝鲜半岛挑起战争，并在南海和台湾岛进行战争叫嚣，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决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任何国家选择与中国开战，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抗美援朝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胜的千年之基、万年之基！

毛泽东为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出兵朝鲜之前，经常彻夜难眠，在决策出兵时和志愿军入朝后的三次战役前时常连续几天连轴转，不睡觉 、不吃饭是常态，直到累病了，中央强制休息，病中还高度关注前线战局，发电报提出作战意见。查阅《毛泽东年谱》，抗美援朝从决策到出兵后的前三个月，毛泽东亲自拟定签发的电报多达近百封，有时一天就发七八封，大到作战原则、战役部署，小到阵地位置、战斗要求以及部队的吃饭、御寒等等。可以说毛泽东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永远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