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以张桂梅老师为创作原型的电影《我本是高山》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说它剧情不尊重客观现实对故事原型瞎编乱造的，有说它背离了张桂梅老师的崇高信仰主观臆测的，有说它刻意挑起男女对立试图蹚性别话题这趟浑水的，还有说它为了讨好西方那一套审美体系而刻意矮化自我的。上述观点都是我这几天在上网时从各大社交媒体上总结出来的。这部电影我并没有看过，我起初是想看的来着，但不巧它上映的这几天我正好在外地出差，东奔西跑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晚上还得筹备稿件录制视频，实在是抽不出太多时间去影院。
但是我说句实在话，在看过大家在网络上倾吐的各种苦水之后，现在哪怕是有闲暇的时间，我可能也没有心力买票去观看这部我也曾寄予过期望的《我本是高山》了。
别的都不说，就冲现在很多同志和朋友在网上风传的，海清所饰演的张桂梅老师，因为思念由胡歌所饰演的亡夫，进而臆想出两人在幻境中大跳华尔兹的这一幕场景，我觉得对我而言也是相当难以接受的。因为现实中张桂梅老师的生平我多多少少还是了解一点的。我看过央视以前给她做的专访，知道她有时候也会追忆自己的似水年华，和斯人已逝的丈夫。但是她的思念，并不是通过和幻想中的亡夫共舞一曲华尔兹这种怪异方式来寄托的。用张桂梅老师本人的话来说，她所怀念的美好，是丈夫拉起二胡来，为她的歌声伴奏，夫妻二人共奏一曲《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尽管电影主创团队多次向公众强调，《我本是高山》是在经过先后多次实地取材，并在反复验证了相关细节之后才拍摄出来的。但是平心而论，如果现在网络流传上的那些有关这部电影的说法是真的，摄制组确实为影片安排了“海清和胡歌在幻想中共舞华尔兹”“华坪女中的学生是因为贪玩厌学才对学业敬而远之”，以及“华坪女中建校办学的最大阻力是来自地方政府”等等诸如此类的情节，那我只能说，我无法相信，这样的桥段会是在充分听取了张桂梅老师她们这些事件的亲身经历者的意见或建议之后拍出来的。从《我本是高山》主创团队目前对于大众主流舆论的反应来看，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可能是真的不太理解为什么广大老百姓会对这部电影有这么大的火气。对此，我个人倒是有一种理解，不一定正确，但我觉得它至少能够反映出一部分对电影怨声载道的旁观者内心深处的想法。云南有一座玉龙雪山，其主峰扇子峰高达5596米，据说是北半球纬度最低的、终年积雪不化的名山大岳。因为玉龙雪山的山腰至山顶部分常年云腾雾绕，银装素裹，远远看过去，仿佛一条卧在横断山脉上的银白色巨龙，因此得名。虽然就海拔高度而言，玉龙雪山远远称不上是世界上的最高山，但它却是纳西族老百姓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山。经过岁月长河的洗涤，这种对于玉龙雪山神性的景仰，早已升华成为了纳西族老百姓心中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至高信仰。也正因此，在纳西族老百姓看来，玉龙雪山是不可攀登的，因为它的神性太过圣洁耀眼，凡夫俗子根本没有资格染指。
可话虽如此，但这倒也不是说历史上就没人尝试过攀登玉龙雪山。根据我在维基百科上查阅到的资料，光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西方就曾出现过至少两拨比较著名的登山团队，试图登顶玉龙雪山。一拨是由澳大利亚律师、女权主义者、保护主义者和登山家玛丽·拜尔斯在1938年所率领的登山团队，但最终由于天气恶劣未能如愿，失望至极的拜尔斯后来还因此遁入了佛门。
另一拨则是由菲尔·拉莫斯和埃里克·帕尔曼所率领的美国登山队，他们在1987年曾经尝试过向玉龙雪山主峰扇子峰发起过挑战。按照美国人后来的说法，这次挑战他们其实成功了，但由于没有照片记录，因此可信度至今存疑。而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有迹可循的唯一一次攀登扇子峰的记录。在那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为了保护登山者的生命安全，当地政府原则上基本已不再批准任何试图攀登玉龙雪山，尤其是玉龙雪山主峰的登山申请。这种举措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懒政”，但我对此十分理解。玉龙雪山本来就不是一般的高山，气候和地质条件极端复杂不说，当地的纳西族老百姓对它还有特殊的感情。你今天说要攀登玉龙雪山，就算人家给你批了，你爬上去这对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也没有任何好处，此举最多也就是迁就一下你个人的癖好而已，登顶之后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满足一点虚荣心，完了再拎到西方的名利场上去为自己博取舆论资本。可你要是爬不上去，那这个责任到头来还得当地政府来背，营救过程中免不了要麻烦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保不齐为了救你一人还得搭上好几条人命。完了你脱险之后还能回归城市过上正常生活，可人家地方政府和当地老百姓呢？什么好也没落着，反倒还要因为你捅出来的这么个篓子而背负上莫名巨大的舆论压力。因此我个人对于“莫爬玉龙雪山”这个做法是支持的，无论是为了保护登山者的生命安全，还是为了照顾纳西族民众的精神信仰，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对玉龙雪山保持一种敬畏心理。远观即可，切莫亵玩。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花这么长的篇幅来讲述一段有关玉龙雪山的故事？因为玉龙雪山所处的云南省丽江市，同时也是张桂梅老师执教的华坪女中的所在地。对于纳西族老百姓而言，玉龙雪山的身上有一种庄严而不可侵犯的神性，而我在华坪女中这所学校里，在张桂梅老师的身上，也同样能够感受到这种庄严而不可侵犯的圣洁精神。有神论者管这叫神性。而在我们中国，在张桂梅老师这样的共产党人身上，我们一般会管这叫党性。什么叫做党性？如果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党性，就是在我们的物质条件还没有丰富到共产主义生产力水平的前提下，一部分人在精神和品德上超前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公民标准的一种特殊情况。为什么即便是到了今天，还是有那么多人民群众，在听到共产主义这样的宏大叙事时，眼眶里头仍然常怀热泪？因为即便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拜金年代，人民之中也还是不乏像张桂梅老师这样的先进分子。正是因为人民中间始终有着张桂梅老师这样的榜样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才会相信，相信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宏大愿景，不单单只是一些看上去很美的口号。因为我们的现世就存在着像张桂梅老师这样伟大而无私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知道，党性这个词在很多人看来是抽象的。这种抽象源于不相信，又或者说无法相信、难以置信。因为难以置信，所以无法感同身受；因为无法感同身受，所以在理解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偏差。
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过一个用于剖析人类意志的心理学理论，他将其称之为人的本我、自我与超我。有些人将其解释为人的兽性、人性和神性，而在我这样的党员看来，我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我们的本性、人性和党性。所谓本性，就是人为了自己更好地活着，而可以不必顾及其他人的死活。所谓人性，就是人为了让自己更好地活着，所以要让更多人也能活着。所谓党性，就是人为了更多人能够更好地活着，所以才更加努力地活着。我觉得张桂梅老师就是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倡的党性的具象化代表，党性其实一点也不抽象，因为她就是活生生的党性。张桂梅老师的为人，总能让我想起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当中的瞿恩。瞿恩总是教导他的学生立青说，理想有两种，一种我实现了理想，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只不过是理论。只有通过瞿恩和张桂梅，通过这些人，这些具体的人，这些充满着美好理想的人，不屈不挠地努力、奋斗，那些美好的理想才能得以实现，纵然是牺牲了奋斗者自己的生命。在和立青的对话中，国民党人董建昌曾向瞿恩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又是瞿恩，你姐姐也时常和我提起他。说来也怪了，对于他这样纯粹的为人，我董建昌历来是佩服的。”对此，立青的回答则是：“那是因为他具备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的理想和品质。这一点，就连我们的敌人，都不得不尊重他，不敢不尊重他。”立青对瞿恩的这番评价，其实也是我眼中的张桂梅老师。我觉得，一个人，又或者说一个创作团队，要想讲好张桂梅老师的故事，那我们的思想境界怎么着也得达到立青那样的高度才行，老董或立华那样的高度都不行，立仁那样的就更不行了。而在今天的中国，不得不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讲述瞿恩这样的人物生平事迹的文艺作品，在多数时候，却往往是由楚材这样的人来操刀的。很多人终其一生所能够活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老董和立华那个水平。可即便如此，即便是在老董和立华看来，将讲述瞿恩生平事迹的电影交给楚材这样的人来拍摄，那也依然是无法接受的。实现共产主义和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必然是无比艰难的，因为奋斗者们抗争的对象并不是特定的某一个个体，群体，又或者是性别，而是根植于人类身上的原始本性和一部分懦弱的人性。而要对抗它们，就要求奋斗者必须激发自己的党性，这需要有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才能做到。而要想向受众呈现出那样的思想境界，光只是理解可能还不够，还需要一种信仰维度上的灵魂共鸣。就算讲故事的人不具备张桂梅老师那样的党性，那起码也得具备人性中偏向于党性的那一部分，而不是人性中偏向于本性的那一部分。
我活了大半辈子，自认为看过各种拍得稀里马哈的所谓主旋律电影也不在少数，但它们之中很少会有作品，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引起像如今《她曾是高山》这么大波澜的。
因为这部片子的主人公原型不是一般人，是张桂梅老师。一个无神论者会将她奉为楷模，有神论者会将她视为活菩萨的人。有神论者认为，拜佛，贵在心诚。只要心诚，你手里哪怕是捧着块朽木，也一样能用最简陋的工具雕刻出最圣洁的佛像来。可反过来说，要是你心不诚，那你就是把佛像造得比天还高，镶金镀银，那它说穿了也不过就是一尊泥菩萨罢了。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这个道理对于我们无神论者也是适用的。张桂梅老师的故事难拍吗？其实可以不难，她的人生已经足够伟大，只需要遵照事实，我们就能讲述出一个足够动人的故事。就像大家常说的，最高级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但是烹饪方式的简单，不意味随便找个人上去就能颠大勺。恰恰相反，厨艺没有达到一定境界的人，是无法理解高级食材和简单烹调这二者之间的辩证逻辑的。厨艺不到家的人在做菜的时候总是会想太多，喜欢在调味和摆盘这些地方绞尽脑汁折腾各种花样，却往往忽略了尊重和突出食材的本味。你这道菜做出来的到底是要给谁吃的？是领导上级？是人民群众？还是西方评委？搞清楚自己的目标受众至关重要，因为有时候这直接就决定了一道菜最终评价的好坏。上级领导满意，人民群众叫好，西方评委认可，我将其称之为“不可能三角”。你最多只能求其二，往往只能得其一，但更多时候，却是抱着“全都要”的想法，最终一无所得。我们中国人常说，高山流水遇知音。要想表现出高山的磅礴大气，你就得有流水的澎湃激扬。如果做不到，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敬而远之，而不是绷着头皮霸王硬上弓。玉龙雪山是不是一定就不能攀登，我看也未必。如果你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攀登的这座高山，比方说有一天我们在山上突然发现了一个遗世独立的小规模人类聚落，而且怎么劝都没办法把他们劝下来，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只能我们往山上走，那这座山我觉得就能攀登。又或者说，如果哪天玉龙雪山山脚下有人民群众突然得了怪病，需要一种生长在扇子峰上的稀有桂梅作为药引才能治愈，那这座山我觉得也能攀登。但是你不能像西方灾难片里头描绘的那群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白人探险队。当地的纳西族老百姓明明一早就警告过，不要往险处去，可他们偏偏作死不听，最后人进去山里，误打误撞把篓子捅大了，完了最后还得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出手搭救。
要是那样，你别说是将玉龙雪山奉为神山的纳西族老百姓了，就是我们这群生活在外地的普通中国老百姓，对此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如果不想或不懂怎么去拍摄一部以共产党人为创作主题的主旋律电影，那么我的建议是最好就不要拍，否则拍到最后真的很有可能会沦为灾难片。高山就在那里，你攀登或不攀登它，拍摄不拍摄它，歌颂不歌颂它，都不会改变它作为高山的本质。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宏观世界里没有那么多的薛定谔，高山不会因为我们不去欣赏它就不成高山了，那只不过是唯心主义者和小布尔乔亚们用来缝合自己那脆弱三观的可笑针线罢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恰恰来源于对高山的敬畏。人有点敬畏是好事，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高山都需要被人去征服的。盛开于玉龙雪山之巅的稀世桂梅实在是太珍贵了，正是因为她的战霜傲雪、冰清高洁，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才越是应该对其加以悉心守护。因为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她，同时也是我们所有人心中那一抹名为党性的红色辉光。玉龙顶上桂梅香，冰清高洁美名扬。莫怪将登山满雪，总有高峰不可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