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伪满”到“伪疆”，日本是如何通过间谍渗透分裂新疆的？

    为服务军国主义，近代的日本学者普遍与政治关系紧密，以学术研究与探险考察为主要方式，通过歪曲、拆分中国历史，从学术上分裂新疆，其活动的本质也往往是协助日本对亚洲的侵略。

    十九世纪末，日本“亚细亚主义”兴起，主张亚洲各国应采取联合的方式抗击外来殖民主义者，借以掩饰其称霸亚洲的野心。1887年，日本陆军大佐小川又次提交报告《清国征讨方略》，提出控制我国新疆的构想“于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达赖喇嘛；于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选其酋长或人杰为各部之长，并由我国监之。”此时日本侵占新疆的企图已然显现。

    受日本崛起、民族狂热以及“亚细亚主义”的影响，以白鸟库吉、矢野仁一等为代表的“东洋史学”提出“中国非国论”，将中原等同于中国，将汉民族等同于中华民族，将长城以外疆域排除于中国疆域，将众多少数民族排除于中华民族行列，其观点核心便是从学术上分割中国，此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极大误导了当时国人的认知。

    进入二十世纪，为进一步掌握对我国新疆地区历史的解释权，日本决定组织探险队前往新疆，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大量间谍活动。例如，1902到1913年间，以大谷光瑞为首的大谷探险队三次前往新疆，打着“考察”佛教遗址的名义，不仅盗掘文物，对我国文物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同时其队员橘瑞超还在南疆地区开展测绘活动，从事着刺探军事情报的间谍活动。在日本学术界的助力下，彼时的日本政府完成了对新疆从认识到关注，再到从中攫取日本利益的转变。

    日本渗透新疆的活动以学界、军界、政界顺序层递推进。近代日本对新疆的间谍活动主要通过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外务省、兴亚院等官方机构以及乐善堂、东亚同文会、善邻协会等民间团体开展。虽然日本各谍报主体的工作内容及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其在服务于日本的侵华政策上具有一致性。

    十九世纪末，日本不断派遣间谍进入我国新疆。1880年日本驻俄公使西德二郎由中亚进入新疆；1888年间谍组织乐善堂派浦敬一调查伊犁；1905年日本外务省委托东亚同文书院派遣林出贤次郎、波多野养作前往新疆；1907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人日野强与上原多市进入新疆；1917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佐田繁治在迪化以研究宗教的名义开展谍报活动；1918年2月参谋本部派遣六名军官前往蒙古及新疆地区进行谍报工作，同年3月在华日军司令官石光真臣向陆军大臣大岛健一递交报告要求在中国张家口、西安、迪化和库伦四地设置谍报机关。日本的这些间谍活动一直持续到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

    日本间谍在新疆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着宣传、情报收集、挑拨民族关系等活动。且根据日本阶段性侵华目标的变化而不断扩充着其谍报任务的多样性，有些间谍甚至在新疆担任了乌鲁木齐法政学堂教员，伊犁武备学堂总教头等职位。与实地进入新疆的间谍相互配合，日本各间谍机构也对各种途径收集到的谍报信息进行翻译、参考、编纂成册，并提交决策层以助于其侵华政策的制定，其内容涉及当时新疆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地理、气候、物产、交通等信息。

    除《伊犁纪行》《新修中国省别全志·新疆省》等公开出版的著作外，数量最为庞大的要数日本官方机构的内部档案，包括《清国新疆省伊犁地方视察复命书》《兵要地理及军用资源资料》《新疆调书》等，其中属《新疆政况并事情杂纂》最为完备，包括从1926到1944年间有关新疆的多达千份的报告及电报等内容。此些档案中“据谍者所报”等话语不胜枚举，可见日本对新疆所开展的间谍活动程度之深之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野心进一步膨胀。1932年热河省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向参谋本部提交报告《关于蒙古建国的意见》，认为“蒙古国之成立将促甘肃、新疆等地回回族兴起，必将始建回回国，且可以蒙古国助成西藏与日本合作之气韵。至彼时，支那本土外侧将形成以日本为中心之满洲国、蒙古国、回回国、西藏国之环状联盟，引支那入不得不与日本合作之境地。”

    日本欲联合宗教势力，企图以回教工作为核心继伪满、伪蒙政权之后再通过扶植前土耳其王室成员或是地方宗教势力于新疆建立第三个“伪疆”政权，将其作为日本的“一片新的疆土”，并逐步生成方案，准备在侵华战争中随时投入实施。由此，日本在新疆的间谍活动增加了以传播自决思想、煽动对立为主的“回教工作”部分。

    日本在其“新疆方案”确立后，便着手“伪疆”政权计划的实施。日本一方面在本国成立诸如“伊斯兰文化研究所”“大日本回教协会”等以研究宗教为名、实则服务于其侵略活动的组织，另一方面日本在其占领区内成立“西北回教民族协会”“防共回教徒同盟”等回教组织，同时建立特务机关继续渗透新疆，并通过阿富汗、印度等地积极联系疆内宗教分裂势力。

    1931年日本驻阿富汗公使北田正平开始与泛突厥主义者接触。1933年日本企图扶植土耳其末代皇帝之孙阿不都·克里木为“伪疆”政权国王，起到与伪满傀儡皇帝溥仪相同的作用。伪满洲国外务局调查报告《近期新疆概况》中提到“应多次派人前往南疆传播民族自决思想，诱使缠回和汉回开展反对盛世才的活动，并间接对抗苏联，同时也必须预想到将来新疆的内乱的出现，以及为回教国的建立做准备。”

    1937年，宗教分裂分子麻木提在新疆的分裂活动失败，出逃印度并寻求日本的支持。此时日本认为应使流亡各地的分裂主义者“以麻木提为中心联络团结在一起，准备东山再起”，利用麻木提等人“深刻的复仇心”开展“由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支援新疆的独立运动。”1939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麻木提与谢力甫等12人在东京组建了“民族独立委员会”继续谋划分裂活动。1940年时任日本内阁参议的林铣十郎派遣皈依伊斯兰教的日本人三条寿美子前往绥远与谢力甫共同进行分裂活动。

    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通过利用宗教分裂势力妄图建立 “伪疆”政权的野心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计划的一部分，是其“防共回廊”“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随着中国各族人民的英勇奋战以及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斗争取得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自19世纪末以来不断推进的“新疆方案”最终随之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