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坦荡宽广的胸怀境界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展现出坦荡宽广的胸怀境界。这种胸怀境界，达到了包藏宇宙、胸怀日月、海纳百川的程度，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包藏宇宙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段中，曹操说了这样一段话：“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毛泽东对于曹操论英雄的话是赞许的。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1957年春季，毛泽东外出视察时与随行人员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一字不落念出曹操的话。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还时常书写曹操的话。

毛泽东的胸怀，从中国、世界，拓展到“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达到了“包藏宇宙”的博大程度。

1912年秋，毛泽东在长沙省立湖南图书馆看到了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心灵受到强烈震撼。1918年4月毛泽东送别罗章龙赴日本时作了七言古诗，其中有 “要将宇宙看稊米”一句，初露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青年毛泽东深切关注民族命运，树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志向。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立志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与友人相互激励：只谈论“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在组织新民学会时，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1919年12月，青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他深受李大钊的影响，阅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决心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世界人民解放奋斗一生。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始终有一种放眼中国和世界的胸襟。他写的诗词中，把红军称为“天兵”，还提到人界唯一能够到达天界路径的“不周山”；他的诗词中还有“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狂飙为我从天落”“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等句。可见即使在险象环生的战争中，毛泽东仍然具有穿越历史的长远眼光、直达宇宙的宽阔境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他所具有的，是贯通古今、涵盖寰宇的大胸怀、大气魄。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读到《人民日报》发表的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中有“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两句。这两句反映的是毛泽东放眼天外、洞穿宇宙的眼界，“巡天”“遥看”从而包藏宇宙的胸怀境界。毛泽东写于1963年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同样展现了他的境界和眼光。在这首词中，毛泽东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小小寰球”上的事，把搞霸权主义的反华国家，称为“苍蝇”“蚂蚁”“蚍蜉”，藐视反华小丑。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总是站在宇宙的高度看问题，彰显出他广博的视野和包藏宇宙的浩大胸襟。

对于国际上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乃至核战争问题，毛泽东也是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的。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放肆干涉中国内政，还威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毛泽东对此十分蔑视，他在接受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的时候讲了这样一番话：“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毛泽东所以有这样的魄力和勇气，源自他包藏宇宙的博大胸怀和宽阔眼光，有了这样的胸怀和眼光，他能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却不局限于此，而是以宇宙运行的必然规律来看待一切。因而，他的胸襟、气度、胆识、眼光，超迈古今，洞穿寰宇。

胸怀日月

常言道：“胸怀日月心自宽。”毛泽东就是胸怀日月的伟大人物。他一生多次身陷逆境，却从未悲观、消极，而是坦然对待。

◆1927年3月，毛泽东（二排左八）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30岁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被选入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担任中央秘书，与陈独秀等一起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但在1925年1月召开中共四大时，恰好毛泽东回湖南老家养病没有出席，他没有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仅隔半年时间，原来在中央领导层的毛泽东就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了。但毛泽东对此并不在意，他把全部精力放在搞工农运动上。他政治的坚定和能力的突出被中央认可。此后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1924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1925年9月，毛泽东到广州参加筹备国民党“二大”，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大”上继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到5月因蒋介石排斥共产党而离职。但他仍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所长，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一批重要的骨干。11月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到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当年四五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1925年到1927年，毛泽东担任过高低不同的职务，但他从不把职务升降放在心上，而是以饱满热情投身革命工作，并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写出两部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改变了中央原定的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毛泽东此举遭到中共中央的批评。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但这一决定传达到井冈山时，被误传为“开除党籍”。毛泽东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了，只能以“党外人士”身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但毛泽东并未消沉，他担任师长仍然指挥红军打了不少胜仗。后来搞清楚他没被开除党籍才恢复党内职务。

1929年，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意见没有得到当时党内多数人理解和支持。在当年6月召开的红4军七大上，他的红4军前委书记职务被选掉了，被迫离开红4军领导岗位去一个山沟里养病。直到9月中央给红4军前委发来的指示信肯定和支持他的正确主张，他才在当年12月召开的红4军九大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1932年，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中央领导机关迁到中央苏区。开创这个苏区的毛泽东受到排挤，其正确的军事方针被批判和指责。毛泽东被剥夺了在红一方面军的一切职务。从此，他离开红军的军事领导岗位长达两年多。在遭受打击和排挤期间，毛泽东处境艰难，“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他在苏区的亲属也因受牵连而遭到打击、撤职。拥护毛泽东意见的人也受到打击、批判。但毛泽东以博大宽广的心胸对待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他在宁都会议上作出了两点表示：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仍然愿意积极对待党的工作，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向为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此后，只有苏区政府主席职务的毛泽东专心于苏区政府建设，阅读马列著作。毛泽东在1957年曾经谈及自己受到排挤打击后专心读书的经历说：“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这段时期阅读的马列著作，让他受益匪浅。他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毛泽东1934年夏天在逆境中写的《清平乐·会昌》一词中的“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词句，表现了他在逆境中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体现了伟大政治家的广阔胸怀。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从遵义会议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也受过挫折。王明于1937年11月回国，12月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以共产国际派回的“钦差大臣”自居，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重点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指责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由于王明是代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意见的，对与会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中央许多领导人都拥护王明的报告，毛泽东再次受到孤立。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王明回国后，“进攻中央路线”，1937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我是孤立的”。13日，十二月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在王明同志领导之下的代表团，“是满意的完成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所给与他们的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王明对中共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也谈过，他说：“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指王明——笔者注）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仍按照原来的方针工作。1938年3月任弼时到苏联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共产国际如实阐述了中共的情况、中国抗战之现状，还提交了一份长达15000字的书面汇报大纲，共产国际方才彻底了解实情。6月11日，共产国际发表声明，对中国共产党抗战以来的政治路线给予肯定。7月，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稼祥先行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指示：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共“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此情况下，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后排右一）同与会者合影。

不算在与敌人斗争中遭到的挫折和遇到的艰险，只算毛泽东在党内遭到的错误打击，也不止上述这些。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忆自己在党内受到的打击和错误处理时说：“记得起来的就有二十次。”到底是哪二十次，毛泽东没有一一列举，只概略地说：“比如，不选做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二十次打击，除了撤职和降职外，还包括各种处分。但是，毛泽东在遭受挫折、打击的逆境中从不消沉，始终以宽广的胸怀对待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愈挫愈奋。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讲过如何对待错误打击和不公正待遇时说：“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这两种态度，无疑是后一种对自己和革命工作都更加有益，是党员和干部应该采取的态度。毛泽东认为，不公正待遇并非有害无益，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就是变害为益了。中国古代先哲孟子十分强调正确对待人生的种种磨难，认为正是磨难造就了杰出人才。毛泽东曾引用孟子讲过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用这段话引导党内同志正确对待自己的磨难。他还说：“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解释道：“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毛泽东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对他们本是坏事，却成就了他们在哲学、文学、军事等方面的传世之作，所以又是好事。毛泽东以此为例讲了这样的道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错误地处理干部，让干部受到不公正待遇，当然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被反对、应该被纠正的。但是，作为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应该正确地对待，因为“一般来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去吸取许多新知识”。毛泽东说：“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毛泽东在逆境中，积极乐观，从不介意对待自己的不公正，尽显他心怀日月天地宽的博大宽广胸襟。

海纳百川

民族英雄林则徐给自己写过一副自勉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其中的上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说的是人的心胸像大海一样能容纳千百条河流因而有其大，这样心胸宽广的人才是伟大人物。毛泽东胸怀宽广，就达到了“海纳百川”的程度。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要加强团结，“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3页）他还特别提出，“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这是毛泽东对自己做法的概括。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主席台上与刘少奇交谈。

许世友曾是张国焘的部下，他到达延安后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3月，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批判。抗大在批判张国焘时，有的人把张国焘与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一起批判，搞得红四方面军的学员抬不起头。许世友对此很不理解，他还听信了中央要枪毙张国焘等人的谣言，担心自己受牵连，就联系了红四方面军的王建安、洪学智、刘世模等30余名干部，准备带枪逃出延安，远走四川找自己的老部下刘子才，继续在大山里打游击，以此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秘密串连30多人准备拖枪逃跑，是重大错误，这个错误很快就被告发了。毛泽东知道后作出三点指示：一是注意保密；二是把人先抓起来再说；三是防止其他人再出类似问题。许世友等人被抓起来后，很多人提出，许世友竟敢带头拖枪逃跑，罪行严重，应该枪毙。但毛泽东认为，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许世友想逃离延安，固然有他个人的责任，而我们一些同志在处理问题时，方法简单、意气用事，也没有起到多少好的作用，硬是把事情做绝了，把自己的同志逼上梁山，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人家能不造反吗？枪毙了一个许世友，还会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搞不好还会引起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进一步不满。毛泽东主张搞清楚事情的原因，既批评他们的错误，又应该从轻发落，团结他们。在许世友被关押时，毛泽东让陈赓给他捎去了一条“哈德门”香烟。搞清楚事情原因后，毛泽东亲自探望许世友，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张国焘就是张国焘，你许世友就是许世友，怎么会是一个人呢。”许世友听到毛泽东这些话后，非常感动，他哽咽着说：“主席，我错了，以后我要一辈子跟着你，革命到底不回头！”毛泽东指示释放许世友，让他仍然回到抗大，并兼任校务部副部长。第二年1月，党中央又撤销了对他的党内处分。许世友对毛泽东更加敬重，他把自己喻为毛泽东的“匣中宝剑”，毛泽东指向哪里，他就杀向哪里。

◆毛泽东对许世友的关怀和爱护，如同阳光和雨露。

张国焘是犯过分裂党和红军大错误的人。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于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同年10月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党的“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在党中央坚决反对下，他被迫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和宁夏将台堡会师。张国焘的分裂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使党中央经受了一次重大考验，错误极为严重。对待犯了如此重大错误的张国焘，毛泽东仍然以宽广胸怀对待，一方面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另一方面仍然团结他一道工作。1937年3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系统批评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并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但是并没有取消张国焘的中央领导职务，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参与重大问题讨论；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有他的署名。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时，还让张国焘担任副主席。1938年4月，张国焘私自逃到武汉。毛泽东仍然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让周恩来和王明找张国焘谈话，请他回来。张国焘执迷不悟时，毛泽东给他三条选择：一是回来，二是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三是脱离共产党后与共产党“再无瓜葛”。在张国焘决意不回来时，他的妻子杨子烈向毛泽东提出要到武汉找张国焘，劝说他回来。毛泽东批准了。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说，她连孩子、行李都带上了，如果要去武汉劝说，何必带这些呢?明摆着要走嘛!但毛泽东仍然批准杨子烈带上孩子、行李去武汉，毛泽东还对杨子烈说，你如能劝他回来，我出延安城去迎接他。但杨子烈也一去不复返了。张国焘后来叛党，被开除党籍，是他自绝于党。在此之前毛泽东对他的争取和挽救，做到了仁至义尽，展现了毛泽东“一代伟人”海纳百川的胸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图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欢迎。

为了团结抗日，毛泽东也以博大胸襟对待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蒋介石。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到西安督促张杨二人“剿共”的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提出了改良政治，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张学良主动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此事。会上，很多人主张杀掉蒋介石。但毛泽东从中日战略关系考虑到：如果杀掉蒋介石，就会激起中国的全面内战。在全面内战中，中国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都将损失巨大，会使中国进一步失去抵抗日本侵略的力量。同时，中国发生全面内战，正好给日本以可趁之机，日本会利用中国的全面内战，运用政治的和军事的手段一举灭亡中国。为了避免中国发生全面内战，只有放了蒋介石，在放蒋介石之前，让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就不仅会避免全面内战，而且会使中国内部本来对立的或者相互矛盾的政治、军事力量重新整合，形成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这样，中国的抗日力量就比以前大得多了，中国就不会被日本灭亡。正是出于这一战略考虑，毛泽东提出：要“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提出这个意见，完全出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料。大家一时想不通，毛泽东就耐心地说服他们。经过毛泽东做工作，中共中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条件下释放蒋介石的决策。中央派周恩来去西安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后，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定：放蒋介石回南京。毛泽东以他高远的眼光、博大的胸襟处理蒋介石被扣事件，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避免爆发全面内战，国共两党后来合作抗日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毛泽东的博大胸襟扭转了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