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硅谷神话”到“白宫权力” 马斯克的“政府改造”能否拯救民主？－直击西方

导读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赋予科技界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更大权力，尤其是在联邦劳动力管理方面。这一决定看似是为了“提高政府效率”，但其实它揭开了私人资本深度介入公共权力的序幕。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合作，不仅再次将其推上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也让人不禁深思：私营企业与政府的界限，究竟能有多模糊？

这场“科技巨头进军政府”的合作，表面上看是马斯克在推动政府低效改革，实则揭开了私人资本深度介入公共权力的序幕。马斯克以“特殊政府雇员”身份绕过信息披露义务，其领导的“政府效率服务部”（DOGE）将直接干预联邦机构的裁员与招聘。这样的“政府改革”，与其说是技术官僚主义的革新，不如说是资本与政治权力的赤裸绑定。

马斯克的商业帝国——从特斯拉到SpaceX，早已渗透能源、交通、航天等国家命脉领域。而如今，他跨越了传统政商关系的“旋转门”，直接以私人身份参与政府决策。这种“企业家政府化”的现象，让人不禁联想到19世纪末“强盗大亨”洛克菲勒与卡内基的政治影响力，但与那个时代的资本家不同，如今的科技巨头拥有更庞大的资金、更尖端的技术，以及更隐蔽的全球网络。

当马斯克的推特账号能左右股市波动，当SpaceX的星链计划可被用作地缘政治工具时，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一种“私营国家”的诞生？

“效率”背后的权力游戏，是谁在定义公共价值？

特朗普与马斯克声称“政府低效”，但他们的“改革”是否真能提高效率呢？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现仅为1.4%。与私营企业相比，政府的人员配置远低于私营企业平均人力投入水平。

而所谓的“裁员增效”更像是一场政治表演——马斯克旗下公司曾因违反劳工法被多次起诉，其推崇的“996工作制”与公共部门的工会保障机制根本对立。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合作模式可能成为私人利益输送的通道。以SpaceX为例，其每年从美国政府获得的合同金额超过60亿美元，而马斯克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无疑为其企业争取了更大的议价权。

历史早有先例：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通过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主导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保尔森此前是高盛的首席执行官，这一背景引发了公众对政府救助行动偏袒华尔街巨头的质疑。

尽管TARP计划投入了数千亿美元，但约75%的救助资金流向了华尔街的大型银行，如高盛、摩根大通等，而中小银行和普通民众未能从中获益。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调查，15%的美国联邦政府合同支出流向了科技巨头及其关联企业，而马斯克旗下的公司近五年来已累计获得超过120亿美元的联邦补贴。这一切，不禁让人怀疑：资本是否正在通过这种“政治捆绑”谋取更多私人利益？

民主的黄昏？私人资本如何重塑权力结构

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合作，本质上是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商业逻辑植入公共治理。当马斯克宣称“用第一性原理改造政府”时，他忽略了一个根本矛盾：企业追求效率与利润，而政府必须保障公平与权利。

历史上，企业家曾参与公共工程，但如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聘请企业家参与公共工程，但通过《文官制度改革法》严格限制其权限。罗斯福新政时期，面对1930年代的大萧条，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复苏计划，其中包括通过公共工程项目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罗斯福政府聘请了一些企业家和商界领袖参与政府主导的公共工程，目的是借助他们的商业经验和资源加快经济恢复。然而，尽管企业家在这些项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政府也意识到企业家可能会利用政府资源追求个人或企业利益，进而影响公共政策。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美国政府通过了《文官制度改革法》（Civil Service Reform Act），对企业家在公共工程中的参与进行了严格的监管。这部法律规定，政府雇员必须遵守严格的透明和公开规则，防止企业家的过度权力干预政府决策。

而像委内瑞拉允许私营资本接管国家石油公司，最终导致了资源垄断与民生崩溃的悲剧，依然历历在目。委内瑞拉曾是全球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石油产业一直是其经济的支柱。上世纪90年代，委内瑞拉政府在推行市场化改革时，决定允许私营资本进入国家石油公司（PDVSA）并接管部分石油生产和出口业务。该政策初衷是吸引外资，提高石油行业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然而，私营资本的介入却导致了资源垄断，外国企业在石油开发中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国家石油资源的控制权逐渐流失。随着私营资本的主导，石油收益并未惠及全体民众，政府未能有效管理和分配石油财富，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

与此同时，政府对石油产业的监管松懈，使得资源利用低效，环境破坏严重。最终，石油行业的失控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民生问题日益严重，委内瑞拉陷入了经济危机和贫困困境。